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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地域隔离制度

王树清　辽宁大学法学院


●年轻大学生陨命广州收容站

年仅27岁，正当风华之年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一夜之间陨命于广州市人民政府开办的广州收容站。
据说收容的理由，是毕业两年已任深圳某公司设计师的孙志刚近日来广州却没有及时办理暂住证，而且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即使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该决定收容的公安派出所坚称也不能释放。所以就进入了这几年来经常有恶性事件发生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开办的收容站。
进入收容站的当天（2003年3月18日），大学生孙志刚即因某一无名疾病被带到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进行紧急救治。两日后，年仅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不治而亡。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孙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而从孙志刚被公安派出所予以收容到其死亡，时间不过72小时。
孙志刚死亡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却只能暂住？

早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其违反人性、侵害人权的本质，被现代国际社会列为反人类的罪行。我国也因为种族问题长期与南非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还有美国，不能不提美国，毕竟至今，美国的种族问题不还是我们中国回应某些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有力武器嘛。
以前我们总是纳闷：肤色怎么可以成为被隔离的理由？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特色的“种族”隔离制度。这就是普及全国公民的户口制度。
这是我国特有的隔离制度，其特点是地域隔离，或者也可以称为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与身份歧视是相互联系的，身份歧视在我们中国是古已有之，毕竟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等级特权的传统嘛。而在古代是当官的对普通老百姓的歧视，现代又增加了城市对农村，即城市人对乡下人或者还有大城市人对小城市人的歧视。
然而，孙志刚却不是农民，其来自于湖北省武汉市，而且还是一名大学生，怎么也会象农民工一样陨命于另外一个城市？
这也许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隔离制度的特色之处罢。
一个中国公民，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或者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做短暂的居留，都需要象出国护照一样的一个证件??暂住证。
这真是中国政府的伟大发明。在一个单一制的国家里，却实行着与联邦制国家甚至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来往相同的规则。
然而，考察历史可知，这种地域隔离制度却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现象，却并不是古已有之。
即使在古代，出外讨饭也是不违法的，更没有收容制度。
据说曾有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西著名城市里约热内卢，看到了许多贫民窟，当时中国官员大加感慨地说，“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里约官员立刻说道，“我们无权强制贫民离开城市”。
大家都知道古代有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是说大思想家孟子小时候，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连续搬迁了三次家，最后据说就是因为搬家成功，从而成就了中国的儒家大思想家。照此说法，孟子若是生活在中国的现在，他绝不会成为思想家，因为我们当代中国没有迁徙自由。甚至孔子也不会存在了，因为孔子是在周游列国的基础上才成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
真难想象，在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彼此之间的公民往来已经实现了免签证待遇，只要出示身份证明即可进行另一个国家，比如欧洲联盟内部已经整体地实现了迁徙自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更何况，在当代文明国家，即使是非法移民，也是有其基本人权保障的。
比如，负罪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加拿大政府为了证明其是否属于非法移民，竟然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并花费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大搞听证会。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
我们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不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的人吗？
我真的越来越不明白。
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却只能暂住？

●即使是暂住，公民仍享有其基本人权

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广州收容站，在没有基本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将于此暂住的中国公民孙志刚予以收容。
然而，即使是暂住，一个人仍享有其基本人权。
早在1945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我国也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
可是，作为中国的公民，孙志刚未经法律明定的程序，就失去了人所最为珍贵的人身自由。而且莫明其妙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收容制度”至今还在实行？为何未经基本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和授权，一个小小的公安派出所就可以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
我也一直在想，“人”与“公民”这两个词的区别。
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早在1789年就强调，所谓人权是“人”的权利，只要是一个人，就应享有若干种最基本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财产不受非法剥夺与侵犯，非依正当程序并由中立公正的法官裁决，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更不用说生命。
即使孙志刚不是公民??这一法律上的概念??即使是一个无国籍人，或者是外国人??他也会因为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叫作人的生物??而享有国际公约的规定的基本人权。
人权是人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固有尊严。而并不是只有成为一个公民才有的权利。
而从孙志刚案，我们看到，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执法者缺乏对于人的尊严的最起码的尊重。
所以我也理解了那么多的人不守法的理由。试想，一个不尊重人的法律制度，作为主体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守法呢？除非是慑于强力。
我也理解了中国人为何总是体现为两面人格的缘由。在强制的领域，人们表现的那样冠冕堂皇，而在私下的领域，则表现的那么自私自利。
试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王胜宇

　　郑明哲在《论法的价值层次》中提出了法秩序、功利和正义这三种价值追求，在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曹青，《法的经济法价值功能探讨》这两篇著作中提出了法的价值分层，即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通过阅读，我总结了一些心得。
　　首先，法律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一般包括公平、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内容。然而，由于各个部门法固有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自身功能的差异，使得各部门法在具体体现各自主要的价值取向时有所侧重。
　　其次，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在法理学中，“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借助于此种分类，大体可以把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界分为两类：“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
　　第三，目的性价值是法律根本属性的体现，其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其二，减少对法律规则的恣意执行或法律执行者的越权行事，以保证法律的正常实施。其三，目的性价值研究更便于对整个法律系统的把握和基本理论的建立。工具性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目的性价值，否则法律的实施就无所适从；任何一种法的理论体系都是对同质性规范的归纳和总结，也必须以一定的目的为导向。
　　第四，法律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即符合人们的需要，法律对权力义务的调整，实质上是对利益冲突的调整，因为法律对一方利益的保护，就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利益的限制和牺牲。
　　二、对破产重整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对朱焕强《企业重整制度的理论透视》，陈玉《论破产重整制度》，唐旭《破产重整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谢博《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研究》，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王卫国《破产法》，James J. White.《Bankruptcy and Creditors’Right》等学术论文及著作的阅读，我对破产重整制度的产生背景、概念、特点、价值属性、制度优越性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首先，综合了上述各家对破产重整制度的概念阐述，我个人对重整制度的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破产重整制度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唐旭在《破产重整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所解释的，即破产重整制度又称公司重整、公司更生制度，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的危险时，为防止企业破产而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法院的干预下，对该企业实行强制治理，使其复兴的法律制度。
其次，我通过阅读文献认识到，破产重整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特殊法律手段和程序的运用，实现对出现破产原因或有出现破产原因危险的企业的维持和未来事业的发展，促进企业复苏，进而清理债务，保护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保证交易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
　　第三，在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王卫国《破产法》，李永军《破产重整制度研究》，齐树洁《破产法研究》等学术专著中，着重谈到了破产重整制度的规则，和破产重整制度的构建尤其是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破产重整制度。我个人认为，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刚刚建立，尚缺乏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所以在构建适合于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时，要尽量吸取国外建立重整制度的做法和经验，尽量避免走弯路，但是在学习和吸取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及经济特点，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
　　第四，在以上的文献中，大部分都提到了利益平衡机制，利益平衡机制是破产重整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深入分析利益平衡机制与重整制度的价值关系，对于研究重整制度的价值属性是很重要的。李永军在《破产重整制度研究》中指出，破产重整程序具有参与主体的多方性，这意味着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利益冲突也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重整制度要想实现其预定目的，必须想办法在重整范围内众多利害关系人中，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形成多边协商的利益均衡机制。张文星在《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想研究》中引用了赫克的一句话，即“利益法学出发点的一个根本的真理是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利益的斗争，法的最后任务是平衡利益，此处的利益包括私人利益与公正利益。”来说明法律是对利益的一种调整和评价，
　　通过对利益平衡机制的研究，我认为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利益是排斥债务人的利益的。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利益相对冲突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债权，法律不得不剥夺债务人的现实利益，同时也剥夺了他的将来利益，即剥夺了他运用已有的财产和信誉所能获得的一切。而破产重整制度的确立则是为了解决多方利益的冲突，它不但让债权人公平受偿，还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平等的法律地位，通过国家干预使竞争中的失败者得以恢复和重建，这是利益平衡的体现，在这种机制下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对于债务人来说是很有利的。
　　三、对破产重整制度工具性和目的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对谢博《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研究》，王华磊《破产重整制度研究》，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学术著作的阅读。在系统的了解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吕忠梅，陈虹所著的《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分析和理解，对破产重整制度工具性和目的性价值的写作思路有了一定的构思和想法。
　　在研究分析文献资料后，结合自己的思考，我认为由于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的是破产重整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工具性价值，是破产重整制度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所以，从秩序、公平、正义以及效率这些价值中，确定目的性价值是很重要的。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思考，我认识到破产重整的目的性价值，应该是效率价值。所谓效率，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活动以及整个法律制度，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以社会财富的增加为目的。重整制度通过保留企业的营运价值，使负债企业资产价值被最大化利用。在债权人和债务以及债务的投资者等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营造出了一种平等协商的局面。共同的致力于拯救企业的过程，从而把破产所带来的弊端控制在最小限度，维持了企业的就业和资产，使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利用，节约了社会资源，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所以，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分层就是以秩序、公平、正义价值为工具性价值，效率价值为目的性价值。
结论
　　公司破产重整，作为司法内的公司拯救手段，是一种关于困境公司拯救的特别制度，也是我国当前破产法改革和理论研究的重点。作为现代破产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促进债务人复兴，通过促进债务人的复兴，破产重整制度扩展了破产制度的功能，并为破产法立法目的中维护社会利益的立法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支持。破产重整程序具有参与主体的多方性，这意味着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也意味着破产重整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化特征，通过对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分析和研究，着力解决破产重整制度的多元价值关系的定位，奠定破产重整制度法价值方面的理论基础，可以为破产重整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