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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犯罪分子”的语境分析

李宇先


刑法语词是构成刑法思维语言的基本要素，每一个刑法语词都应当有其特定的意义，刑法语词意义的存在就在于每个语词都是有所指谓的。因此，刑法语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刑法语词意义的准确性、明了性。刑法语词意义当然产生于主体的理解过程之中，但是，对刑法语词意义的理解却是不能使人产生歧义，刑法语词在语义上被要求按照同一的解释加以运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国刑法中，有一些语词就存在语义不清的问题，一个语词在不同的刑法条文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存在不同的意义。根据语用学的原理，同一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传递不同的信息或者含意，这就是语言的语用意义。语用意义的特定性在于，每个语词意义都有特定的语境，与特定的对象发生联系。当语境、对象发生了变化时，语词的意义也就当然随之而发生变化。

在我国刑法中，“犯罪分子”这个语词就存在着由于它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的问题。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们就可以看到，“犯罪分子”一词在刑法条文中共计出现了58处。那么，“犯罪分子”在刑法中的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呢？犯罪分子，就一般语义而言，是指的违反刑事法律，对国家、社会集体或者他人造成危害，应当受到刑罚的人。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犯罪分子”这一语词在不同的刑法条文中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具有不同的语用意义。为了准确适用刑法，在使用“犯罪分子”这一语词时，有必要弄清“犯罪分子”在刑法中不同语境下的意义。

笔者通过分析后认为，“犯罪分子”在刑法中有着四种不同的语境，因而也就具有四种不同的语用意义。第一，在认定行为人是累犯的语境中，“犯罪分子”这一语词具有指称犯罪前科的意义。如刑法第65条所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在此意义上使用“犯罪分子”这一语词的还有刑法第66条。这里的“犯罪分子”就是在具有犯罪前科记录意义上对过去犯过罪的人所进行的指称。第二，在认定“犯罪分子”是某种妨害司法活动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语境中，指称该人具有某种犯罪行为的意义。如刑法第349条规定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中的“犯罪分子”；第362条规定的“窝藏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中的“犯罪分子”。这里的“犯罪分子”就是指具有某种犯罪行为的人，此时他可能被查获，可能还没有被查获，只要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人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实施了刑法禁止实施的包庇、窝藏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已经查获该“犯罪分子”，或者知道“犯罪分子”是谁。第三，在对犯罪主体适用刑罚和进行量刑的语境中，指称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的意义。在适用刑罚的语境中，如第23条规定的未遂犯、第48条死刑犯（死缓犯）、第56条、第57条规定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第59条附加没收财产、第60条规定的以没收财产偿还债务的原则；在进行量刑的语境中，如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第61条规定的量刑原则、第62条规定的从重与从轻处罚原则、第63条规定的减轻处罚原则、第64条规定的犯罪物品的处理原则；在这些条文中均使用了“犯罪分子”这一语词，这里的“犯罪分子”就是指具有犯罪行为的人已经进入审判阶段，成为了刑事诉讼的被告人。第四，在刑罚执行语境中，指称刑事诉讼法中罪犯的意义。如刑法第36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第38条、第39条、第40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第43条规定的“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第46条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58条第2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第72条第2款、第75条第76条、第77条规定的“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第78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79条、第81条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82条、第84条规定的“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第85条、第86条规定的“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等，这里的“犯罪分子”是指已经经过司法机关的审判处以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被确认为罪犯的人。

在弄清了刑法中“犯罪分子”不同语境的意义后，在裁判文书中如果涉及“犯罪分子”这一概念时，我们必须明确“犯罪分子”的不同语境意义。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累犯这一语境时，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故意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这一表述将累犯的法律意义完全表达清楚，即前科后犯均为故意犯罪且均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前科后犯相隔在5年以内，应当从重处罚。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认定“犯罪分子”是某种妨害司法活动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语境时，如“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查禁某一犯罪活动时，向犯罪分子某某通风报信，致使犯罪分子某某逃避处罚，其行为已经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对犯罪主体适用刑罚和进行量刑的语境时，如被判处死刑的，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适用死刑。”表明判处死刑的基本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而对判处死缓的，则应当表述为“被告人某某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适用死刑，但是根据某一情节对其判处死刑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刑罚执行语境时，如在假释期间犯罪的，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处，把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这就将被告人是在假释期间犯新罪的情况以及应当处罚原则表达得十分全面。

我们只有在准确地了解“犯罪分子”的语境意义才能准确地认定不同类型的“犯罪分子”，以表达“犯罪分子”的不同意义，使得刑法语言准确、明了。

　　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当事人能够自觉、自动地履行，我国1979年刑法中就规定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也规定了此罪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通过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而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大量存在，法院对此实施刑罚打击的极少，根本没有起到以刑罚惩治这类犯罪的教育和震慑作用，执行难多年来一直不能得到解决。

　　导致上述问题有多种因素，而法律条文设置时对该罪规定的不规范和不完善是重要原因。综合各方研究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单位犯罪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适用范围过窄。因此，许多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置法院判决、裁定于不顾，采取各种各样方式规避法院的执行，而法院对其无法实施刑事处罚。2.罪名不够严谨，认识上有误区。很多人以为只有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其实对于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法院的调解书以及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等司法文书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也应构成犯罪。3.法定刑过轻，罪罚均衡方面有失偏颇。刑法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没有区分案情，有失公平。如不划分诉讼标的大小，就有可能造成同案不同标的而同判的现象发生。4.程序方面存在着规则倒置问题，追诉渠道不顺畅。按照有关规定，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认为已构成犯罪的，将案件移送到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然而，法院既已认为被执行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又移送公安机关审查立案，那么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批捕程序还有何用？公安机关如不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不认为构成犯罪，法院将处于什么地位？有些法院在追诉这类犯罪方面因碍面子而有畏难心理。另外，我国法律对进入再审的要求宽松，再审案件比例居高不下，也是影响对这一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以上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学者们提出了完善意见：1.修改罪名，改为“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罪”，一切生效的法律文书包含于其中；2.追究“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罪”启动程序应规定以公诉为主兼被害人自诉原则。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受损害的是权利人，理应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3.赋予法院司法警察对此类犯罪享有侦查权。从根本上解决法院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证据的收集与公安刑事侦查的脱节问题，由检察院负责审查提起公诉；4.量刑处罚幅度应区别对待。根据情节轻重和造成后果大小划分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个幅度，拉开档次，相应科刑。

　　在执行领域,目前有很多法律法规赋予法院强有力的强制权力，形成长期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法律法规在落实的环节上做得不够好。一些执行案件，执行人员着手执行时，刑事追诉意思不强，搜集证据不及时、全面，从而导致事实上已触犯刑律的被执行人，由于法院执行机构没有充分的证据而无法向有关机关移送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执行工作中，对应当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尤其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喊的多做的少，无原则的适用较为宽缓的处罚，甚至在关系、金钱、人情等面前将违法犯罪行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既损害了法院的形象，更严重的削弱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一刑罚措施的惩罚和教育功能，直接导致一些逃避应负法律责任的人怀疑法律、藐视法律，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其行为已触犯了刑法。这也使现有的法律尊严和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进而让许多原本对法院的执行有点“惧怕”心里的被执行人敢于试探性的抗拒法院的执行，而那些取得“成功”的被执行人则会更加放肆地去违法。长期以来，在他们做出拒不执行行为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能不能构成犯罪在头脑中已经没有了印迹。严格执行法律动了真格就能解决问题，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规范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才能受益，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的犯罪行为，困扰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法院还应将在执行过程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由此形成对“老赖”们的高压势态。酒驾在我国也曾像执行难一样是个难治的顽症，在醉驾入刑后，全国各地加大力度对酒后驾驶进行严查，严厉打击醉驾犯罪行为，并在媒体进行规范的宣传报道，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其效果是醉酒驾驶入罪强大的刑事惩罚措施的教育和震慑作用十分明显，酒驾醉驾行为大幅减少。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要借鉴这一做法。

　　总之，笔者认为，要使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罚达到应有的效果，一是公、检、法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罪的打击要通过沟通、协调形成共识，以解决法律规定不十分完善的问题，使追诉活动顺畅、有序；二是对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的犯罪行为动真格的，见一个打一个决不姑息，不仅要有杀鸡给猴看的小动作，更要有“杀猴给鸡看”大动作；三是对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的犯罪行为进行长时间、全方位的宣传，形成一个严打“老赖”的社会舆论氛围；更重要的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要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杜绝关系、金钱、人情等各种因素对法院执行工作的影响。

　　（作者单位：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