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郝鑫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浙江省公安机关实施留置规定
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公安机关实施留置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留置工作，保证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留置，是指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法当场盘问、检查后，发现具有法定情形，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继续盘问的行政强制性审查措施。
第三条
公安机关实施留置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应当遵循依法、公正、及时、文明和确保安全的原则，做到适用对象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
严禁超范围、超期限留置，严禁刑讯逼供或体罚、虐待被留置人员。
第四条
公安机关实施留置，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公安机关内部的执法监督。
第五条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表明人民警察身份后，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留置）：
（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
（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
（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第六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适用留置：
（一）未经当场盘问、检查的；
（二）从其住处、工作地点抓获或被扭送到公安机关的；
（三）已经传唤、拘传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场所讯问的；
（四）明确已经立为治安或者刑事案件的；
（五）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或者事件的当事人。
第七条 对符合本规定第五条，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也不得适用留置：
（一）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
（二）不满十八周岁或者已满七十周岁的；
（三）患有精神病、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
（四）因受伤需要及时救治的。
对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以及无国籍人、港澳台居民原则上不采取留置措施，确需采取时，必须报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并在12小时内报省厅备案。
第八条
留置应当填写《留置审批表》，经公安派出所负责人以上领导批准，同时报所属县级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备案；县级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办案部门对符合本规定确有必要留置的人员，应当填写《留置审批表》，报县级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负责人批准。
第九条
对被留置人的留置时间自被留置人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得超过24小时。但在24小时内仍不能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经批准可以将留置时间延长至48小时。
前款规定的时限自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被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至被留置人可以自由离开公安机关或转其他处理之时止，包括呈报、审批留置和呈报、审批延长留置的时间。
对被留置人依法予以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留置的时间不予折抵；依法予以劳动教养的，留置一日折抵一日。留置时间不满24小时的，按一日折抵；超过24小时不满48小时的，按二日折抵。
第十条
被留置人的违法犯罪嫌疑在24小时内仍不能证实或者排除而有延长留置必要的，应当填写《延长留置审批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将留置时间延长至48小时。离城较远的公安派出所来不及书面报批的，可以先电话请示，事后及时补办书面审批手续。对于不批准延长留置的，应立即释放被留置人。
第十一条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批准留置的，办案部门应当填写《留置通知书》，载明留置的理由、依据和带至公安机关的具体时间，送达被留置人。根据被留置人的证件或者本人提供的姓名、地址，立即口头或电话通知被留置人家属或其所在单位，并记录在案。口头或电话通知不到的，12小时内发出书面通知书。无法通知或者通知不到的应当记录在案。未批准留置的，应当立即释放。
第十二条 对被留置人，应当立即继续盘问，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
第十三条 对被留置的人员，办案单位应当做好盘问检查和盘问笔录，并在期限内依法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认为需要采取刑拘、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应当在留置期限内办理有关法律手续；认为应当给予治安处罚或其他行政处理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其他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及时作出处理；属于其他国家机关管辖的应及时移送；不能在留置期限内作出上述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留置人。对被留置人，不得由留置变更为传唤、拘传。
在留置间隙期间，应当将被留置人送入留置室看管，不得在监管场所或者其他场所关押；未设置留置室的，应当由人民警察在审讯室或办公室看管。采用刑拘、逮捕的，应当立即将被留置人押送看守所关押；采用监视居住的，应当立即将被留置人带离留置室。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留置、延长留置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终止留置，并在《留置登记簿》上载明终止的具体时间和处理结果，由被留置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一）留置后发现具有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的；
（二）已经证实或者排除违法犯罪嫌疑的；
（三）留置时限届满的；
（四）其他应当终止留置的情形。
第十五条
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县级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根据工作需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可以在本局机关和5人以上的公安派出所设置留置室。
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及其内设机构和县级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的内设机构，不得设置留置室。
上级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留置室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
第十六条
设在公安派出所的留置室由公安派出所管理；设在局机关的留置室由县级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留置室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在城市公安分局和县（市）公安局业务经费中统一列支。
第十八条 留置室的硬件建设必须达到以下标准：
（一）建筑物必须安全、牢固。禁止在阳台、走廊、楼梯间等处搭建留置室；
（二）建筑物层高不低于2.8米，单间使用面积不得少于8平方米，每间留置人数不超过10人。
（三）留置室应使用全封闭金属门，门上留有能观察室内全貌的窗口。窗户外侧安装金属防护栏，内侧安装金属防护网（网孔应小于2mm×2mm），高度以被留置人不能触及为标准。
（四）留置室内应保持充足的通风、采光，并保持清洁、卫生。
（五）留置室内水、电设施必须安全。水管、电线埋入墙体内部，控制开关安装于室外，照明设施应置于房顶，并使用防爆灯具。
（六）室内不得有可能被直接用于行凶、自杀、自伤、自残或者逃跑的物品，不得有外露的铁环、铁架、铁钉、钢管、吊钩等设施。
（七）留置室内统一设置地固定木板床铺，离地面高度不得超过04米。配有简单的卫生设备。被留置人员有需要时，应提供必要的卧具及生活用品。
（八）与留置室相连应附有值班室、审查室。
（九）留置室、审查室必须配备全覆盖声像监控系统，并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十）在醒目位置标示“留置室”字样，公布留置相关规定和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留置室应建立以下日常管理制度，实行依法、文明、规范管理：
（一）人员登记制度。建立《被留置人员登记簿》，载明被留置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或单位、留置原因、起止时间及办案部门、承办人、批准人、处理结果等情况。
（二）值班看守制度。留置室应配备专职看守人员，由当日值班民警负责管理。有被留置人员时，必须实行24小时值班看守和岗位责任制，明确值班岗位责任，严格交接班制度。
（三）定期巡视制度。设留置室的单位应当制定并张贴有关被留置人员行为规则。值班、看守人员要严守工作岗位，加强观察检查，对留置室进行定期巡视，防止被留置人员逃跑、行凶、自杀、串供、哄闹以及其他危害安全和管理的行为，并做好情况记录，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
留置期间，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的情形外，对被留置人员不得使用警械和武器。
（四）出入登记制度。留置室要严格出入登记制度，对被留置人员出入留置室进行严格登记。
值班、看守人员凭批准留置手续接收留置人员，并在《被留置人员登记簿》上登记；凭承办单位填写的《被留置人员审查单》带出被留置人员交承办单位审查，并在《被留置人员审查登记簿》上登记；承办单位审查结束后，将被留置人员送回留置室，接收后交还《被留置人员审查单》，并在《被留置人员审查登记簿》上登记；释放或转为其他处理应当在《被留置人员登记簿》上登记，注明具体时间，由被留置人签名或者捺指印后释放或交承办单位带出。
（五）安全检查制度。留置室接收被留置人员和被带出审查后回室的被留置人员，必须由两名值班、看守人员对其人身及携带的物品进行严格检查，防止带入可疑物品或者可能被用作行凶、自杀、自伤、自残、脱逃等工具。
对女性被留置人员的检查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六）物品管理制度。对被留置人员携带的违禁物品应依法予以没收；可疑物品或者可能被用作自杀、自伤、自残、脱逃等工具，应由留置室代为保管，并填写暂存物品清单。留置结束后，是违法犯罪证据的随案移交，与案无关的予以发还。
（七）督察报备制度。办案单位决定采取留置措施，必须在实施后半小时内采用电话、书面或计算机网络等形式将规定内容报同级公安机关督察部门备案。督察部门应当分别情况，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电话警示等方式进行督察。
（八）情况报告制度。留置室发生被留置人死亡或行凶、自杀、自伤、自残或者逃跑、骚乱等情况的，值班、看守人员应立即报告带班领导，并迅速逐级上报，妥善处理。
被留置人员在留置期间死亡的，应当及时报告上一级公安机关，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组织法医或医生作出死亡鉴定，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检验，并通知被留置人员家属或其所属单位。
（九）生活管理制度。加强留置室的生活管理和防疫、防病工作。被留置人员伙食原则上由其自理；无法自理的，由留置室管理单位解决。对患病或者受伤的被留置人员要及时救治，患传染病的立即隔离，重病及时送医院治疗。
第二十条
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设置，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具体案件承办民警和值班领导是留置的直接责任人，派出所所长和县（市、区）公安局长对留置工作负领导责任。
对违法适用留置、刑讯逼供、疏于管理导致被留置人员伤残、死亡，或者实施其他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被留置人员在被留置期间非正常死亡的，除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外，还必须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领导的纪律责任，并取消该责任部门及其所属公安机关参加本年度评比先进的资格。
第二十二条 被留置人对留置决定不服，向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受理。
被留置人对留置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出庭应诉。
第二十三条
被留置人认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实施留置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办理。
公安机关依法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人民警察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费用，并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下文之日起实施,省厅以前制定的关于留置的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同时废止。
浙江省公安厅
二OO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