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移转登记或者动产交付,即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2007年我国出台并实施的《物权法》首次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了系统规定,条文将受让人受让时的善意、受让价格的合理和不动产已为登记或动产已为交付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实际上,2005年7月公布的《物权法(草案)》在第111条中曾将“转让合同有效”一并纳入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范畴,但是与《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处分权人处分时合同“效力待定”的一般条款发生了文义上的冲突,引发了学者们就此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尽管《物权法》在最终颁行时删除了“转让合同有效”这一要件,但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合同效力问题并未因立法的回避得以解决,本文拟对《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下的“转让合同”效力问题进行分析。

　　债权形式主义下 “转让合同”效力的分析

　　依据债权形式主义理论,如果转让行为的当事人在转让行为时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或者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存在欺诈、胁迫或者发生重大误解的事实,其所订立的转让合同需接受合同法之一般规则的调整,善意取得也因转让行为的效力瑕疵不能自然成立和适用。如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发现自己被欺诈,但放弃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时,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适用,此时的转让合同,首先作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用以满足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要件,在善意取得构成以后,基于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转让合同在法律拟制之下变为有权转让合同,从而实现从无权到有权的过渡。

　　如果买受人未发现自己受欺诈的事实,首先就构成了善意取得,但后来发现被欺诈并基于买卖之瑕疵提出主张,此时转让合同因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逻辑要求,善意取得变为自始无效,应恢复原状；若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法律所禁止流通之物,则转让合同本身无效,此时也便不存在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物权行为理论下 “转让合同”效力的分析

　　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逻辑推理之下,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如果所转让的物品存在质量上的严重瑕疵,或者受让人方面迟延给付价金,无权处分人能否获得权利上的救济?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物权行为理论此时表现出其在立法技术层面相较其他理论所具备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性。

　　作为物权法上的一项制度,善意取得本身的法律效果仅体现在所有权的取得方面,属于物权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成立在前的涉及价金的给付、物的瑕疵担保、风险承担等一系列基础交易关系的可留待《合同法》调整的债权合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买卖合同符合包括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等合同生效的各项要件被确定发生法律上效果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物权合同的生效,这好比一物两卖情形下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在我国已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第1款和《物权法》第15条更是将其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已无异议。同理,基于负担行为提出各种主张,并不以构成处分行为一部分的善意取得为前提。正是基于买卖合同已经生效的前提之下,我们进入处分行为的分析阶段,尽管此时的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是依据针对处分行为而适用的公示公信原则,法律通过拟制的方式使处分行为实现了从无权到有权的过渡,善意取得也只得在处分行为阶段实现其在适用的上的可能性。而此时,如果再发现在处分行为成立之前的负担行为存在瑕疵,其合同效力也并不受当事人无处分权的影响,即使出卖人是无权处分,且无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买受人皆可基于买卖提出各种主张,适用不当得利制度加以调整和救济。

　　解决善意取得中合同效力难题之路径

　　基于上述,在界定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时我们不难得出,遵循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现行法律框架,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并将善意取得作为处分行为意义上的对无权处分的效力弥补制度,将《物权法》第106条中的“转让”的针对对象界定为物权合同,而非产生债之效果的买卖合同,能够更好得体现民法的精神,其法律技术也存在明显优势。

　　然而,基于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现实,尽管德国法中的物权行为理论存在解释上的优越性,但若将其直接适用到我国的实践中来,将导致《合同法》第51条和《物权法》第106的文义上的对立和内容上的矛盾。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解释的途径寻求对现行法局限性的突破。基于对我国立法现实的认知和实践意义的考量,我们仍可以在进一步贯彻《物权法》第15条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加以区分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考虑通过司法解释将《合同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解释为处分行为,并认可善意取得制度中作为债权性的转让合同的效力,从而为负担行为的有效性留出解释的空间,从立法层面解决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并促成法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概要：死亡赔偿金可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死亡赔偿金在权利人之间应如何分配？这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近亲属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判决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有人认为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与的补偿，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予以判决。两种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笔者拟通过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当前在理论上的分歧、审判实践中的做法的考察，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如何合理分配做一些分析探讨，以期规范该类案件的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近期审理过这样两个案子：例1：徐某与石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徐某重伤和石某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徐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石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石某近亲属诉至法院徐某及保险公司，法院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赔偿15万多，徐某赔偿2万多。现徐某诉至法院要求石某近亲属赔偿，就前案判决的死亡赔偿金能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债务?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继承人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不该判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予的补偿。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可以用于偿还其生前债务，予以判决。

　　例2：在一起共有纠纷中，受害人死亡后获得了加害方的经济赔偿，受害人父母占用了该部分赔偿款，受害人妻子及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平均分割该部分赔偿款中的死亡赔偿金，该死亡赔偿金在受害人近亲属之间应如何分配？

　　对上述纠纷如何处理，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各地司法实践中处理不统一，原因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各地理解做法不一致，影响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于是，引出笔者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思考。

　　二、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渊源演变及理论学说

　　（一）我国法律规范中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沿革演变

　　1、最早涉及对死者进行赔偿的是196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交通肇事抚恤问题的批复》同意了黑龙江高级法院：“只要不是被害人自己过失引起的死亡，不管被害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应酌情给一点抚恤”。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在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无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要给予被害人家属抚恤。此种抚恤的性质，就不是抚养丧失的损失，也不是继承丧失的损失，而是为了安抚死者家属。

　　2、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条中虽然没有出现“死亡赔偿金”或类似的赔偿项目，但学者解释说，条文中“等费用”就包括了死亡赔偿金，至少为死亡赔偿金留下了可能的余地。

　　3、1992年1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这是立法文件中正式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该办法第37条第（9）项还规定了给付“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法》将二者并列，说明此处的死亡补偿费侧重于对死者生前经受的痛苦的精神补偿和死者亲属的精神补偿。

　　4、立法中正式出现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42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5、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项规定，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抚慰金，这实际上是对死亡赔偿金的简化，但将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权利人得到的赔偿将会少得可怜，也不便协调死亡赔偿金与其他死亡赔偿项目的关系。

　　6、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了精神抚慰金，第29条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二者并列，说明该解释将死亡赔偿金再次定位为物质损害赔偿。

　　（二）有关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学说

　　1、“扶养丧失说”。该学说认为由于被侵权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抚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抚养人，丧失了生活费的供给来源，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抚养人在被侵权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抚养费的份额。至于因被侵权人的死亡而导致对被侵权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被侵权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不属于赔偿之列。另外在赔偿时，如果被侵权人没有受其供养的被扶养人，不存在损害，赔偿义务人就不承担该项赔偿责任。目前采取此种观点的有德国、英国、美国大多数州、俄罗斯等。

　　2、“继承丧失说”。该学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被侵权人余命年内的收入“逸失”，使得这些原本可以作为被侵权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收入，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而丧失，对于这种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实际上，在这种立法下，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为被侵权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美国少数州、日本等采取该学说。

　　在我国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上历来存在争议。《民法通则》第119条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一次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国家赔偿法》第27条、《产品质量法》第44条对死亡赔偿金作了规定，其基本性质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除《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外，实际上其他的规范所采纳的是“扶养丧失说”。

　　但是以“扶养丧失说”作为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理论基础，存在不足，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不够周到，在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困境，为此，《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放弃过去的立场，而是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中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按照这一新的解释立场，死亡赔偿金的内容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故我国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扶养丧失说”到“继承丧失说”的变化。《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由于赔偿项目中未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对死亡赔偿金采取的是“扶养丧失说”。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6月30日下发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在《侵权责任法》适用后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基本都是按照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时支持的，故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目前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是科学合理的。

　　三、死亡赔偿金与遗产的关系

　　关于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遗产，历年争议就很多，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又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莫衷一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案例，各地法院判决不一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所谓遗产，《继承法》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法意见》又对“其他合法财产”作出了解释：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

　　通常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的主要有以下学说：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学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但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种学说所提出的义务由于不存在对应的权利，因此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