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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政府


《安顺市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暂行规定》

安顺市人民政府令第36号
　



《安顺市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暂行规定》已经2007年7月10日市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申晓庆
二００七年七月二十日




安顺市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制止选择性终止妊娠的行为，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的规定》、《贵州省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妊娠十四周以上的妇女进行人工终止妊娠，以及实施、管理的机构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委会）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本规定的实施。

　　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工终止妊娠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将开展禁止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工作，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并加强宣传教育。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批准，不得开展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各医疗机构应对终止妊娠药品和促排卵药品实行严格的处方管理。

　　第六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采用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三)药品生产、批发企业将终止妊娠的药品销售给未经批准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单位和个人;

　　(四)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终止妊娠的药品。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委会）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经过批准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活动的医疗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登记，并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须经按规定组成的专家组审核并出具医学诊断意见，方能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第九条　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已领取计划生育证明、妊娠十四周以上的妇女，除下列情形之一外，不得人工终止妊娠：

　　(一)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

　　(二)胎儿有严重缺陷的；

　　(三)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

　　(四)其他特殊情形需要人工终止妊娠的。

　　第十条　有第九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需要人工终止妊娠的，应当持有本人身份证和经过批准的医疗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医学诊断结果。

　　有第九条第（四）项情形，以及其他妊娠十四周以上的妇女，需要人工终止妊娠的，应当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第十一条　医疗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对妊娠十四周以上的妇女，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前应当查验第十条规定的资料或者证明，并将其复印件连同手术病历一并存档，造册登记，在每季度末抄送所在地县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和报送市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领导小组办公室。

　　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存档、登记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新生儿死亡地点在医疗保健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及时出具死亡证明，婴儿父（母）应当持婴儿死亡证明在48小时内，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报告。

　　新生儿在医疗保健机构以外地点死亡的，其父（母）应当在24小时内向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报告，并由该工作机构负责核查，并出具证明。

　　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负责对医疗机构以外死亡的新生儿建立档案。

　　第十三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行政部门举报违反本规定为他人鉴定胎儿性别或者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行为。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举报人奖金5000元，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对存在本规定第六条行为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存在第（一）、（二）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委会）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6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

　　（二）对存在第（三）、（四）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进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不再安排生育。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款的，由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

　　第十八条　医疗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医学鉴定、诊断结果的，由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

　　第十九条　人口和计划生育、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八）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减刑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尤其是对犯严重危及社会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的减刑予以了限制适用，延长其实际执行的刑期，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结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这项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必要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在2006年中央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再次予以重申。它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减少和限制死刑，也是我国基于参与的1975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8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批准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护的保障措施》等相关国际文件，而作出的国际承诺。为了体现和落实该项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例如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被适用死刑，且客观上只有该罪行的法定刑有死刑的才可以适用；我国的死刑体现出“矜老恤幼”的传统美德，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较为宽松的减刑、假释等制度的存在，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立即执行，即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死缓是可以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这样一些犯有较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比如暴力性犯罪分子，经过多次减刑或者假释后，一般经过十几年就可以刑满出狱或者被假释出狱，难以起到矫正犯罪分子的教育效果。面对死刑与死缓之间“生死两重天”刑罚力度的巨大落差，有必要对犯有暴力性犯罪等重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是坚持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纠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一次大规模的刑法调整。

一是死缓犯所犯的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等罪行，刑法作为保护合法权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法律，对于这些严重罪行需要予以死刑的惩治，同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一些虽犯死刑但无需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予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但由于这些犯罪分子自身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所犯罪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这不仅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而且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强有力保护。

二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缓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矫正其不良习气促使其走上正轨，从而不能或不敢再犯罪，这样就达到了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可以使那些试图铤而走险实施严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的功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与的处罚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的因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都是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予以限制减刑既充分考虑了罪犯和罪行各个方面的因素，也是对其应负刑事责任的明确，罚刑相称，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是对罪责刑相适应这项基本原则的严格遵守。同时，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功能，刑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抑或说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犯罪。对死缓犯限制减刑，使其在监狱内接受长时间的劳动改造，认识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从而痛改前非，从内心深处对之前的犯罪行为予以悔恨并以积极的行动重新做人，这样在刑满出狱后对于自身是一种进步，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权益也是一种间接的保护。

二、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范围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针对死缓犯进行限制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50条、第78条第2款之规定，其具体内容是：对一般死缓罪犯实行普遍限制，即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期满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九种死缓犯的减刑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即死缓期满后因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此时，该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死缓期满后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 从该项条款内容可以看出，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裁判时在判决书中明确限制，在判决是否应限制减刑时应当注意把握：（1）对于符合“1+8”类犯罪死缓犯的减刑进行限制，不是应当或者一律限制，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对符合条件的，原则上一般予以限制。笔者认为，有下列情形，应适用限制减刑：①累犯前罪是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②累犯前罪所犯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③累犯前罪数罪并罚的；④犯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之一，存在数罪的；⑤只有累犯或者其他八种犯罪之一情形，适用限制减刑应特别慎重，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但判处死缓又偏轻，选择限制减刑体现罪行相适应的；⑥其他符合限制减刑的。（2）被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具体包括被判处死缓的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此之外的死缓犯，一律不得适用减刑限制；（3）刑法修正案（八）所限制减刑的这些死缓犯所犯的均是重罪，犯罪分子均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予以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难以达到教育、矫正不法分子使其走上正规的社会效果的，可以考虑适用减刑限制。 二是执行刑罚时的减刑时的限制，一般死缓犯经过多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再加上之前的两年考验期，其实际执行不少于17年；而九类特定死缓犯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其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即不管犯罪分子有多大的立功表现，不管经历几次减刑，其实际执行刑期都不得少于22年，这体现出我国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对我国刑罚基本结构的不断完善。

三、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合运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的是刑法在何时生效、在何时失效以及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有无追溯效力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预见其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能对该行为有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时，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旧兼从轻”原则概述

1、“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2、“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适用旧法及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对于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行为人没有预测义务。若法律强行以行为后的法律要求行为人，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强人所难，因此我国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因此法律会经常发生变动。当新旧法规定不同时，我国的做法是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其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从旧兼从轻”原则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如果新旧法对某行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何者对被告人有利，处罚轻重的比较应当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死缓犯减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死缓犯予以普遍限制减刑，同时对九类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的严格规定，旨在严厉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分子。但我国刑法除了保护国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虽然这类人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同样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人权功能也是区分现代刑法、民主刑法与传统刑法、专制刑法的标志。“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而产生的原则，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对于死缓犯减刑制度来说，同样也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情况需要二者结合适用，具体内容如下： 1、针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适用 如果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继续状态的，或者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连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态的，对于这两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重罪，从2011年5月1日前持续或者连续到2011年5月1日后，应适用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执行刑期期间重大立功的有无，经过减刑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对于一般死缓犯，若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应适用新法“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规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而加大惩罚力度，对重罪罪行予以更为严厉的打击。 2、新旧法对行为定性分歧时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不是犯罪，但是行为持续或者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罪的，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新法生效之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从限制减刑以及提高死刑缓期执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实质上加重了处罚，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减刑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因此对生效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不应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第二条规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体现“从旧兼从轻”的精神。


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完善意见

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更为严厉的限制，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死缓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过短，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增加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接受度，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但对于九类特定犯罪，哪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法律语焉不详；与此同时，由于目前贪腐现象愈发普遍，反贪腐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贪腐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是否也应同八类重罪一样进行特别限制减刑。对此，笔者试根据以上论述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明确九类重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具体情形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的规定，是否限制减刑由人民法院裁量决定，并不是一律限制，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该条固然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实际操作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依照宽严相济政策或者依照犯罪事实、情节可杀可不杀的，决定不杀判处死缓的，应当同时宣告限制减刑，因为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法官已经根据相应的政策和犯罪事实对其量刑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判处死缓已然是对其的一种“从轻”处罚，但基于其犯罪的罪行严重性、社会危害性，理应对其限制减刑这种严厉的惩处，这也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同时促使犯罪分子通过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反思罪行、痛改前非，从而刑满释放后得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不至于对社会和他人造成新的危害。

（二）通过立法手段，将贪腐类犯罪纳入特别限制减刑的范围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贪腐类犯罪愈演愈烈，且涉案金额不断提高，有些巨贪贪污几亿至几十亿之多，令人嗔目结舌，而且贪腐类犯罪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窝案现象突出，导致反贪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堪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一些贪污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贪腐持续时间长，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动摇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而且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分子，理应获得较一般死缓犯更为严厉的惩戒，而限制减刑作为比死缓更为严厉的处罚，理应适用于贪腐犯罪的犯罪分子，不仅有利于整治目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警醒很多贪腐分子的侥幸心理，让世人认清腐败是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怕毒瘤，要像查禁毒品那样，通过立法和司法的严厉手段，防治腐败，为我国转型时期营造一个和谐正气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一次卓越的修正，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死刑与死缓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罚的基本结构，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赞誉。只有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始终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刑罚制度的积极功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