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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王胜宇

　　郑明哲在《论法的价值层次》中提出了法秩序、功利和正义这三种价值追求，在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曹青，《法的经济法价值功能探讨》这两篇著作中提出了法的价值分层，即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通过阅读，我总结了一些心得。
　　首先，法律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一般包括公平、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内容。然而，由于各个部门法固有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自身功能的差异，使得各部门法在具体体现各自主要的价值取向时有所侧重。
　　其次，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在法理学中，“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借助于此种分类，大体可以把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界分为两类：“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
　　第三，目的性价值是法律根本属性的体现，其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其二，减少对法律规则的恣意执行或法律执行者的越权行事，以保证法律的正常实施。其三，目的性价值研究更便于对整个法律系统的把握和基本理论的建立。工具性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目的性价值，否则法律的实施就无所适从；任何一种法的理论体系都是对同质性规范的归纳和总结，也必须以一定的目的为导向。
　　第四，法律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即符合人们的需要，法律对权力义务的调整，实质上是对利益冲突的调整，因为法律对一方利益的保护，就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利益的限制和牺牲。
　　二、对破产重整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对朱焕强《企业重整制度的理论透视》，陈玉《论破产重整制度》，唐旭《破产重整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谢博《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研究》，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王卫国《破产法》，James J. White.《Bankruptcy and Creditors’Right》等学术论文及著作的阅读，我对破产重整制度的产生背景、概念、特点、价值属性、制度优越性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首先，综合了上述各家对破产重整制度的概念阐述，我个人对重整制度的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破产重整制度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唐旭在《破产重整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所解释的，即破产重整制度又称公司重整、公司更生制度，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的危险时，为防止企业破产而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法院的干预下，对该企业实行强制治理，使其复兴的法律制度。
其次，我通过阅读文献认识到，破产重整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特殊法律手段和程序的运用，实现对出现破产原因或有出现破产原因危险的企业的维持和未来事业的发展，促进企业复苏，进而清理债务，保护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保证交易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
　　第三，在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王卫国《破产法》，李永军《破产重整制度研究》，齐树洁《破产法研究》等学术专著中，着重谈到了破产重整制度的规则，和破产重整制度的构建尤其是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破产重整制度。我个人认为，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刚刚建立，尚缺乏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所以在构建适合于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时，要尽量吸取国外建立重整制度的做法和经验，尽量避免走弯路，但是在学习和吸取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及经济特点，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
　　第四，在以上的文献中，大部分都提到了利益平衡机制，利益平衡机制是破产重整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深入分析利益平衡机制与重整制度的价值关系，对于研究重整制度的价值属性是很重要的。李永军在《破产重整制度研究》中指出，破产重整程序具有参与主体的多方性，这意味着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利益冲突也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重整制度要想实现其预定目的，必须想办法在重整范围内众多利害关系人中，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形成多边协商的利益均衡机制。张文星在《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想研究》中引用了赫克的一句话，即“利益法学出发点的一个根本的真理是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利益的斗争，法的最后任务是平衡利益，此处的利益包括私人利益与公正利益。”来说明法律是对利益的一种调整和评价，
　　通过对利益平衡机制的研究，我认为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利益是排斥债务人的利益的。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利益相对冲突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债权，法律不得不剥夺债务人的现实利益，同时也剥夺了他的将来利益，即剥夺了他运用已有的财产和信誉所能获得的一切。而破产重整制度的确立则是为了解决多方利益的冲突，它不但让债权人公平受偿，还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平等的法律地位，通过国家干预使竞争中的失败者得以恢复和重建，这是利益平衡的体现，在这种机制下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对于债务人来说是很有利的。
　　三、对破产重整制度工具性和目的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对谢博《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研究》，王华磊《破产重整制度研究》，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学术著作的阅读。在系统的了解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吕忠梅，陈虹所著的《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分析和理解，对破产重整制度工具性和目的性价值的写作思路有了一定的构思和想法。
　　在研究分析文献资料后，结合自己的思考，我认为由于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的是破产重整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工具性价值，是破产重整制度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所以，从秩序、公平、正义以及效率这些价值中，确定目的性价值是很重要的。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思考，我认识到破产重整的目的性价值，应该是效率价值。所谓效率，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活动以及整个法律制度，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以社会财富的增加为目的。重整制度通过保留企业的营运价值，使负债企业资产价值被最大化利用。在债权人和债务以及债务的投资者等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营造出了一种平等协商的局面。共同的致力于拯救企业的过程，从而把破产所带来的弊端控制在最小限度，维持了企业的就业和资产，使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利用，节约了社会资源，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所以，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分层就是以秩序、公平、正义价值为工具性价值，效率价值为目的性价值。
结论
　　公司破产重整，作为司法内的公司拯救手段，是一种关于困境公司拯救的特别制度，也是我国当前破产法改革和理论研究的重点。作为现代破产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促进债务人复兴，通过促进债务人的复兴，破产重整制度扩展了破产制度的功能，并为破产法立法目的中维护社会利益的立法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支持。破产重整程序具有参与主体的多方性，这意味着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也意味着破产重整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化特征，通过对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分析和研究，着力解决破产重整制度的多元价值关系的定位，奠定破产重整制度法价值方面的理论基础，可以为破产重整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法官告之义务的不当

秦昌东 陈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告之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项规定通常被认为是诉讼过程中法官的告之义务，即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义务就其对案件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告之当事人并可由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二审法院亦常常以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履行该告之义务而将案件发回重新审理。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该项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司法审判裁决。我国的司法主题是实现公正与效率，首要实现的是公正。司法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二是实体公正。在适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中，司法程序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程序的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向来以“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原则为基本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第一条也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规定》第二条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通观相关规定，当事人参加诉讼，其诉讼请求必须是明确的并且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到个案中，当事人基于对行为的效力、事实的确认、案件的性质等相关环节的认定而提出其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及对其诉讼请求的变更、增加或者放弃等具体行为都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表现。而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充当的只是一个居中裁判者的角色，而不应当对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诉讼行为进行指导，否则即表现为对对方当事人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对待（或者说是对对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保护），并将最终导致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不平等保护。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惯有规则，不管当事人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处于什么样的认识水准，都必须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举证，否则即承担不利后果，通常表现为败诉。即使当事人是基于对案件事实的性质或者是基于对行为效力认识的错误，结果亦应当如此。而《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则使原本因种种原因而可能败诉的一方当事人在法官或合议庭的指导下适时调整了自己的诉讼请求并可以得以支持，相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讲，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另一方当事人的非公正对待，有悖于我国的司法理念。李国光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一书认为，规定法官告之义务的主要理由是：一、不同的人对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之认定可能不同，甚至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可能有偏向自我之意见。如果不围绕法院确认的法律关系和争点进行举证、质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能无法证明其诉讼请求，而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我国公众的经济水平不高，法律知识普遍较低，故对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认识难以清楚、明确。基于这两点，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之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观点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其一，当事人确立其诉讼请求的认识是善意的、没有瑕疵的，因为认识能力的有限而导致诉讼请求的不当。其二，法官对案件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认识是准确无误的。而事实上，当事人可能由于认识有限作出不当的诉讼请求，也有可能是为了回避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意作虚假的认识或因其他原因不作真实的认识。只要当事人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没有智力上的障碍，我们就认为他的诉讼请求是其处理诉讼权利的真实意思表示结果，而不需要法官对其进行指导。我们不可能就当事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程度进行审查，来确认其诉讼请求是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于第二个前提，更是难以成立。虽然法官是社会冲突的最终裁判者，有一定的司法专业知识。但法官也是普通的人，其对法律关系的认识不可能完全准确，否则不可能也不需要设立二审终审和审判监督制度。正是因为法官的认识可能存在错误，那又怎么能够确认当事人所认定的案件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事实作出的认定（这里人民法院的认定实际上就是独任法官个人或者合议庭成员的认定）不一致呢？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是存在问题。比如，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认定有错误，告之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也变更了诉讼请求（因为根据《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很难有当事人在法官明示或者暗示变更为某种诉讼请求可以支持的情况下而不变更原诉讼请求的现象），但是因对方当事人上诉进入二审时，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是错误的，根据《规定》第三十五条，此时是否也要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一般不可能，根据我国民诉法，当事人不可能在二审中增加或者变更已经在一审中明确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的处理结果或者是改判一审，或者是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者调解解决。对于前两种情形，相对于因一审法院的指导而变更诉讼请求的当事人来说，无疑增加了诉讼成本和诉讼周期。对于这样的损失，又应当由谁来承担？况且，由于一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变更及举证期限的重新指定，对方当事人必然要重新组织证据，并确定举证期限。这样不仅没有提高司法效率，反而增加了司法的成本，降低了效率，这不是《规定》所要追求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根据最高法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一条“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公正，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第十四条“法官不得向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泄露或者提供有关案件的审理情况、承办案件法官的联系方式和其他有关信息……”的规定，在有正式的处理结果前，法官不应当向当事人透露任何有关涉及案件处理结果的信息，这里也应当包括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或者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方面。《规定》第三十五条则要求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将法官或者合议庭对案件的认定明确无误地告之一方当事人，实际上也就是告诉了当事人一方可能出现的处理结果。因为如上所述，如果当事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则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从法官向当事人一方告之其对案件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时，该法官实质上已经向该方当事人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你所认定的案件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认定的不一致，你现在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如果你坚持原诉讼请求，你会败诉。《规定》第三十五条确定的法官的告之义务实质上与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相冲突的。
综上所述，对于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进行质证尚需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而作为证据证明目的的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变更却没有至少应当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必要限制，《规定》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法官告之义务不符合我国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主题，也与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相违背，应当给予必要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