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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案看善意添附和恶意添附的区分
　　　　　　　　　　　　　　　　　——西安选调笔试纪实四

　　2011年8月14日，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政法系统以外的人员，参加了西安市灞桥区法检面向全国公开选调笔试，几道试题都让我耳目一新。现将其笔试最后一道试题介绍如下：
　　“1994年3月18日，同林石化采供公司与县政府开办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签订联合开采石油协议，联营成立同安石油开发公司，由同林公司出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提供土地、井位、政策优惠开发石油，在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划定的矿权区域（A区）内开始钻井。1994年5月，同林公司开始同1号井钻探，紧接着又开始同2号井钻探。8月3日，同林公司正在推同3号井井场时，被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阻止。因为后者发现，前者竟然在自已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地盘推井场（该A矿区原本系国务院某部委划给第一采油厂的），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同林公司撤离现场。1997年5月，同林公司以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造成侵权既成事实”为由，将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接收油井，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据查，同林公司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其被第一采油厂阻止钻探后，所勘探的油井已因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没有利用价值而被报废。
　　请你结合民法添附理论写出判决主文和本院认为，本题分值20分。”
　　由于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已经有三年没有系统看过民法原理、民事基本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六年没有像当初做法庭书记员那样去打印民事判决书了。加之我们当地没有油田，对相关情况并不怎么清楚。在考场作答时，我只想到了司考考试培训时曾经做过的一道加工试题，故将错就错作如下回答：
　　“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1994年3月18日，原告同林石化采供公司(以下简称“同林公司”)与第三人X县政府开办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石油公司”）签订联合开采石油协议，联营成立同安石油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同安公司”），由同林公司出资，石油公司提供土地、井位、政策优惠开发石油，在第三人划定的矿权区域（A区）内开始钻井。1994年5月，原告开始同1号井钻探，紧接着又开始同2号井钻探。8月3日，原告正在推同3号井井场时，被被告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阻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原告撤离现场。1997年5月，原告以被告“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造成侵权既成事实”为由，将被告起诉到本院，请求其接收油井，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另查明，原告钻探的油井实际上位于在被告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定地盘，所谓的A矿区原本系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的。原告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其被被告阻止钻探后，所勘探的油井已因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没有利用价值而被报废。
　　本院认为，被告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未尽到合理注意之义务，造成原告在被告划定矿区内打井的越界行为成为既成事实，被告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而原告在被告划定矿区内一连打钻三口油井,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属于民法原理中所称的“添附”。根据民法原理，添附是指民事主体把不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从而形成另一种新形态的财产，如果要恢复原状在事实上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此情况下，则要确认该新财产的归属问题。结合本案，原告的行为属于民法添附方式中的加工，原告为此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已产生经济价值，对于该加工物油井的所有权依照法理应归原物的所有人即被告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并给加工人即原告同林公司以一定经济补偿。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接收油井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本院认为应该是补偿，对其主张部分予以支持。
　　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本院认为石油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遂依职权将其追加第三人。根据庭审确认的证据及三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联合开采石油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基于对第三人的合理信赖而在其划定的A区进行油井钻探，对钻探的油井实际上位于在被告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定地盘，原告本身没有过错。而第三人错误地将不属于自己有权划定的矿区划给原告勘探开发，第三人对原告的损失应该承担适当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同林公司所打同一井、同二井、推同三井的井位及抽油设备归被告第一采油厂所有，被告第一采油厂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内与原告履行产权交接手续；
二、被告第一采油厂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补偿原告同林公司经济损失140万元；
三、案件受理费2万元，由第一采油厂负担70%，由钻采公司负担30%（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XX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XXX
审判员 XXX
审判员 XXX
XXXX年XX月XX日
书记员 XXX”
笔试成绩出来后，落榜的我发现自己的思维逻辑与一名真正的审判员确实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重新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终于发现之前我在这个题目上的回答存在如下不少纰漏。为了不误导读者，经过多天请教同仁和查看法条后，我对此题重新整理出如下解析：
1、经多方查找资料和求证，此试题的设计是依据陕西省一起长达十余年的民事诉讼案件（题目中所述的三方当事人均系陕西省内的法人组织）为蓝本的，该案先经过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当事人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相继作出二审判决；当事人仍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将此案进行了再审；谁知当事人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要求翻案，全国人大代表也向最高人民法院交办这个案子。最高人民法院基于慎重起见，经电脑随机分案确定提审此案的承办法官，又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调查分析，于2007年12月作出终局判决，彻底推翻了之前的所有判决，当事人得以扬眉吐气！。 [1]通过我的一番介绍，相信各位读者不难明白，这道试题如果能够答好，那么应试者要么是读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考生，要么是接触过类似改判案子的西北地区法院考生，要么就是具有丰富审判实战经验的资深法官或者法学硕博！
2、本题中所提及的我国民法中的添附制度，司考专家李建伟在其所著《民法60讲》[2]一书中是这样介绍的：“关于添附物的物权规则，《民法通则》、《物权法》均未置半言，令人不胜感慨”。那么作为一名法官，审理这类案件是否就无法可依了么？非也！李建伟先生提到：“《民法通则意见》第86条：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既包含了添附的物权效果规则（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更体现了上述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则（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尤其对于恶意添附行为，一般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86条来处理”。这样一来，处理此案似乎就有了一个法律依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还是基于当初制定《民法通则》“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于本案的处理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3、本题的难点何在？通过阅读北大法意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的《立案工作指导•2008年第1辑总第16辑》[3]第143-154页的评析，我发现本题的难点不在于题干中所问及的添附到底是混合、附合或加工（因为笔者之前看了网上不少关于此案的论文，一些作者至今还在为此案到底属于添附中的哪种性质而喋喋不休[4]。而笔者自己在考试时受到以前司法考试培训班一道加工模拟题参考答案的影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正应了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的一段名言：“初学者对于实例，常不求甚解，偏重记忆，故在考试时不免凭借记忆，搜索曾经做过、听过的题目，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企图以此作为解答的样本应强调的是，具体的案例事实，殊少雷同之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务必审思明辨。法律上实例，犹如数学演算题，不可徒事记忆，非彻底了解其基本法则及推理过程，实不足应付层出不穷的案例。实例研习的目的乃在于培养思考方法，去面对处理’未曾遇见’的法律问题”[5]），而在于这种添附到底是恶意添附还是善意添附！
而对于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如何区别的问题，规定最早且最详细的是古罗马法（详见我国研究罗马法的前辈周??的《罗马法原论》上册[6]和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法学阶梯》[7]。而当时的罗马法，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只对结合、融合、混合、混杂、种植、建筑、不完全加工和完全加工等几种情形规定了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对于本题中所述的在现代意义上的油田矿区打错出油井的问题。笔者试图套用古罗马法学家们的完全加工理论，却发现照此处理的结果却是“加工后的物品归加工人所有。加工人善意的，应向材料所有人补偿加工时原材料的市价；如为恶意，则他除偿付材料价值外，还应当赔偿材料所有人的一切损失；原材料为盗窃所得的，则按盗窃罪论处，罚付四倍于材料价值的罚金”。 但是，这样的处理结果，换到今天写到民事判决书中去，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罗马法上的添附制度与现代意义上的添附理论存在不少出入和差距，如果让盖尤斯来断我所提到的这个案子，他的案子很有可能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就地改判。我这个考题背后的现代添附理论与罗马法上的添附制度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最近又拜读了中国私法网转载的徐国栋教授大作《画落谁家?——处理用他人材料绘画问题的罗马人经验及其现代影响》，在该文中发现徐教授对与我所提到的“在别人的油田上钻探油井”的问题极为相似的一个盖尤斯《法学阶梯》推论，即“板添画”问题，徐教授似乎认为：“盖尤斯的文本以诚信与否定画家取得画幅的可能，如果他恶信取得画板，不仅不能取得画幅，而且要吃盗窃官司。” 另外，徐教授还类比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常有的情况：“自古以来，我国文人就有作画于他人之扇的传统，文人若与扇主就画的所属发生争议，就发生了盖尤斯问题的中国版。何以处之? 在本文设定的情形，应适用扇添画原则，扇画归画家，但他应向扇主支付扇价，并以他诚信占有他人之扇为条件，画质低微、扇价昂贵的情形除外。如果画家恶信占有他人之扇而画之，则扇画归扇主，但他也应向画家支付公正第三人估定的画资，否则以《民法通则》第92 条规定的不当得利处之。”而我所提到的“在别人的油田上钻探油井”的问题，根据案件点评人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梁曙光对现代添附理论的理解，却是：“依据民法原理，恶意添附是指明知或应知是他人财产，又未经同意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的行为。构成恶意添附的法律后果，恶意行为人不仅要返还原物，而且得损害赔偿；如果添附的财产能够拆除，并因拆除而给被添附的物的所有人造成损失，恶意添附人应当赔偿全部的损失。即使所有人受有利益但该利益不符合受益人主观利益的情况下，应认为所受利益不存在，不得请求返还。”在这里，我发现，罗马法在恶意添附问题上似乎只注重了一个盗窃诉和不当得利的问题，对于陕北的这起“在别人的油田上钻探油井”的案件，罗马法是不会想到损害赔偿和“即使所有人受有利益但该利益不符合受益人主观利益的情况下，应认为所受利益不存在，不得请求返还”的）。但就笔者所翻阅的我国大陆法学教科书来看，司考权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明星在《民法学》[8]、《民法》[9]、《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三卷[10]并未提及，司考专家李建伟在其所著《民法60讲》也是语焉不详（也就是说如果光啃司法考试的老本本，此题是超纲范围，依照司考通说无法作出正确回答）。只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开国在《民法学》[11]中用两个自然段写道；“在确定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时，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解决争端的协议只要公平合理并出于各方的真意，即使与法律的有关规定相左，亦应确认其有效。如当事人不能达成协议，在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时，应侧重于添附物之合理及有效利用方面，不应苛求添附行为之为善意与恶意。例如，小偷盗窃他人木材为自己房屋之修缮，亦应确定小偷对添附物的所有权。当添附物归一方所有时，就会产生受益一方（取得添附物所有权一方）对受损一方（丧失原物所有权一方）的经济补偿问题。处理这一问题，与处理添附物之归属不同，需要分清添附行为是善意行为或恶意行为。实施添附行为时，如添附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原物为他人所有物时，其添附行为为善意行为；反之则为恶意行为。当添附为善意行为时，无论哪一方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受损失一方都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在受益人所受利益之范围内请求补偿。当添附行为为恶意行为时，如添附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受损失一方可按侵权责任的规定请求赔偿全部损失；如对方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添附人则只能按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经济补偿。”由于司考通说似乎不大提及这个区别，于是我又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查找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的区别。结果我在网上找到了另外两种说法：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是西北政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副教授李康宁（现为为央视“社会与法”频道[CCTV一12]《法律讲堂》主讲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来的：“所谓恶意添附是指在明知他人之物的情况下，而未经他人允许进行的添附行为。善意添附和恶意添附的区别在于添附人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添附对象是他人财产，并且是否经过他人允许。如果是恶意添附，在确定损失赔偿责任时，不仅要使恶意添附人赔偿现有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赔偿因财产被恶意添附所造成的其他损失。”另外一种详细的解释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汪泽在《民法上的善意、恶意及其运用》[12]一文中所提出来的：“善意添附，是指经所有人或有处分权人的同意，对他人的财产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恶意添附，是指明知或应当知道是他人财产，又未经同意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的。区分善意添附和恶意添附的民法意义在于确定因添附所形成的新的财产（由原财产和添附财产组成）的所有权归属。在善意添附的情况下，关于新的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一般可根据原有财产价值和添附财产价值在新的财产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来决定。原有财产价值大的，归原所有人所有；添附财产价值大的，归添附人所有，但都应对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予以相当的补偿。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新的财产之所有权原则上仍归原所有人，而且恶意添附人仅就现存的添附财产有请求补偿的权利；当原所有人享有新的财产所有权已无必要时，新财产的所有权归恶意添附人，但原所有人除有权向恶意添附人请求对原财产的经济补偿外，还有权要求恶意添附人赔偿其因添附所受的损失。”
笔者比较了一下，认为这三种说法虽然有所出入，但大体上还是把恶意添附和善意添附的区分说得头头是道的，而王泽的说法应该是迄今为止对善意添附与恶意添附的区别所作出的最完美的回答！
4、本题测试对象是民事行政法官。单从这个题干来看，似乎只需要我们运用民法添附理论作出作答。但是如果只从民法添附常规理论角度入手，分析起来很容易误入歧途，而且是走向比延安中院、陕西高院的事实认定还要错上加错的歧途。事实上，题目中已经暗示这样一个信息：第三人县政府开办的石油公司给原告同林公司划定进行勘探开发的A矿区竟然在早先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第一采油厂的矿区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站在行政法的角度来看，第三人石油公司肯定存在一个越权许可的问题。因为只要懂一点《矿产资源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第一采油厂的矿区，肯定是持有国家颁发的开采许可证的。而第三人县政府开办的石油公司给原告同林公司划定进行勘探开发的A矿区，肯定是没有国家颁发的开采许可证的，毕竟国家部委级别肯定大于县政府办的公司的，后者的行为依照常理推断肯定是无效的。另外，正如葵花法律论坛民法版版主JAL所言：“这个问题只用添附恐怕无法说明清楚，添附只解决了物权归属问题，而侵权的处理、不当得利的处理都有待其他法律制度。”因此，将这个试题作为西安市灞桥区法院面向全国公开选调民事行政法官的最后一道题，足以显示命题机构的煞费苦心，其解题难度也确实让人瞠目结舌！
综上这么多分析，那么此题究竟应该如何回答呢？我搜集各方资料整理如下：
“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1994年3月18日，原告同林石化采供公司(以下简称“同林公司”)与第三人X县政府开办的安川石油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石油公司”）签订联合开采石油协议，联营成立同安石油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同安公司”），由同林公司出资，石油公司提供土地、井位、政策优惠开发石油，在第三人划定的矿权区域（A区）内开始钻井。1994年5月，原告开始同1号井钻探，紧接着又开始同2号井钻探。8月3日，原告正在推同3号井井场时，被被告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的护油队阻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原告撤离现场。1997年5月，原告以被告“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疏于管理，造成侵权既成事实”为由，将被告起诉到本院，请求其接收油井，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另查明：另查明，原告钻探的油井实际上位于在被告依法登记的矿区划定地盘，所谓的A矿区原本系国务院某部委划给被告的。原告为油井勘探投入了140万元人民币，其被被告阻止钻探后，所勘探的油井已因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没有利用价值而被报废。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享有所有权，对石油开采实行采矿许可证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依法审批并获得采矿许可证，严禁从事石油开采业务，且不得进入他人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区内采矿。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本院认为石油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遂依职权将其追加第三人。根据庭审确认的证据及三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原告同林公司、第三人石油公司在签订联营协议时，《矿产资源法》已经颁布实施。原告和第三人联合成立的同安公司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前，依法不得从事石油开采业务。对此，原告、第三人应当知道。被告第一采油厂早就获得国家颁发的开采许可证，国家有关部门给其划定了采矿区域，原告开钻打井的位置恰恰在被告所辖矿区内，故原告的开采行为是对被告合法采矿权利的侵犯，并非原告所称被告第一采油厂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不论所打油井是否出油，原告均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原告于1994年5月开钻打“同一”井后，又打“同二”井，1994年8月3日推“同三”井井场时，被被告第一采油厂护油队发现。被告第一采油厂在发现原告同安公司非法开采石油的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并下达“最后通牒”迫使原告撤离现场，使国有矿产资源不受侵犯。据此，被告不仅已经尽到注意之义务，还采取了积极措施对非法开采行为予以制止，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对这段话，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梁曙光是这样解释的：“由于长庆油田为我国第二大油田，矿权面积达27万多平方公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厂；且本案中原告同林公司打井的区域地处陕北山区，至今尚未修通公路，被告第一采油厂在其周边也没有油井或站所，加之该非法开采行为事前并未按程序进行登记和公告，被告第一采油厂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及时发现并作出书面“通牒”已属不易，应当认定被告第一采油厂已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及时履行了自己的管理职责，不存在管理疏漏一。“缺乏石油勘探常识和没去过陕西省北部的外地考生和相关读者可以作一参考）。被告作为国有大型石油开采企业，对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均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划进行，以实现对石油资源的科学利用（这段话没有石油勘探常识的人是很难写不出的）。被告没有利用同安公司钻探的油井，该油井已经废弃多年，不存在使用同安公司所打油井应予补偿问题（在此如果能够引用一段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梁曙光运用非传统添附理论创造性地作出的精彩点评，此题打分将直逼20分！他的点评是：“依据民法原理，恶意添附是指明知或应知是他人财产，又未经同意进行混合、附合或加工的行为。构成恶意添附的法律后果，恶意行为人不仅要返还原物，而且得损害赔偿；如果添附的财产能够拆除，并因拆除而给被添附的物的所有人造成损失，恶意添附人应当赔偿全部的损失。即使所有人受有利益但该利益不符合受益人主观利益的情况下，应认为所受利益不存在，不得请求返还。结合本案，原告同林公司是在未取得开采许可的情况下对被告第一采油厂所属的油田进行非法开采的。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石油公司之间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有关石油开采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又因事先被告第一采油厂对其行为并不知悉。而原告同林公司对其无证非法开采的事实却是明知的。因此，同林公司的该行为构成恶意添附的侵权行为。本案中，被告第一采油厂即使因原告同林公司的开采受有利益，但该利益并不符合被告第一采油厂的主观利益，经本院查明的事实证明，原告的开采严重影响正规开发油藏扩边建产，造成国家石油资源浪费，应当认定该利益并不存在。且原告同林公司作为恶意添附的侵权行为人，其应当向被告第一采油厂负有损害赔偿责任。鉴于被告第一采油厂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诉，本院认为应当驳回同林公司对第一采油厂的诉讼请求”）。原告在第三人所划定区域内所钻“同一”井、打“同二”井、推“同三”井的井位原本属被告第一采油厂所有，不存在接收一说。
原告同林公司与第三人石油公司签订联营协议后，根据X县政府的要求，明确第三人石油公司负责指定石油开采区域。但是，第三人却错误地指定了开采区域，使得同安公司进入被告第一采油厂所辖矿区内打井后被制止。原告同林公司与第三人石油公司签订联营协议时，双方均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也没有约定由哪方负责办理采矿许可证。其联营成立的同安公司既未能取得采矿许可证，又不具备石油开采资格，且越境侵入他人已经取得采矿权利的区域实施石油开采行为，显属违法，被责令撤出开采区域后，原告同林公司已支付的相关行政费用、农用地补偿费用、钻井费用，包括置于地下的抽油设备、雇工费用等均不能收回，从而导致原告发生投资损失140万元。对此，第三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9条、第40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同林公司对被告第一采油厂的诉讼请求；
（二）第三人石油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同林公司投资损失98万元（个人估算，是取140万元的三分之二）。逾期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办理；
（三）案件受理费、其他诉讼费用共计2万元，由原告同林公司、第三人石油公司各自承担50％。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XX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XXX
审判员 XXX
审判员 XXX
XXXX年XX月XX日
书记员 XXX ”
以上解析，是否妥当？欢迎各位法律同仁予以指正！


参考文献：
我国诉讼模式的现状和出路
----论我国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构建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 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长足的提高，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上层建筑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制度毫无疑问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司法和谐与否，将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和稳定，对国计民生也将产生直接的作用。程序在各项事务的处理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如果程序不公正，毫无疑问就无法保证实体上的公正。我国的诉讼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制定的，后来虽然有过修改，但仍然没有脱离其原则性的一些规定，在总体上没有脱离原有的体制性规定，与现行的市场经济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相匹配情况。显然，这样是不能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发展需要的，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进行改革，找到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新的诉讼模式。由此，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一下如何建立健全和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和谐诉讼主义模式。
[关键词]诉讼模式 司法和谐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一、我国诉讼模式的现状
理论界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中的权限不同，将当前世界上的司法诉讼模式大体分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二类。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英美法系中，英语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诉讼纠纷的解决当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及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它要求当事人提起诉讼、确定争点、提出证据给法院等等。在此种模式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并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因此，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归于当事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的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所谓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大陆法系中，德语：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在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有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
尽管中国诉讼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目前实行的的仍然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上还是沿袭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立法上固定下来。职权主义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在案件管辖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当事人只能依据法律确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自由选择管辖法院；2、在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结上，法院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3、在证据的收集和提出上，法院在一定前提下可以不受当事人双方陈述的约束和提出的证据范围的限制，依职权独立地收集证据并作为裁判的依据；4、在诉讼权利的保护上，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处分权和辩论权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在处分权上当事人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在辩论权上法院可超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5、在当事人制度上，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
现在使用的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旧法相比虽然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已被弱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这仅仅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性的变革，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没有从体制上触及诉讼模式问题。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已不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二、改革现行诉讼模式的必要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对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有着非同寻常的期待和需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关键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渐显现，大量新型的、疑难复杂的以及群体性的纠纷涌向法院，矛盾更加尖锐，利益更趋多元，如果处理不慎无疑将对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影响。据统计：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接待处理涉诉群众来信来访83700件(人)次，而2001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接待处理涉诉群众来信来访数量增至2243324件(人)次，相比较上升了近26倍。在2006年度中的前11个月，全国法院就接待涉诉群众来信来访329897件(人)次，我国涉诉信访数量一直处在高位运转状态。这些现实问题的突显，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关切，寻求以和谐的方式彻底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诉讼应当是和谐的、有利于纠纷及时解决的，而不是拖沓迟延的、没完没了的诉讼。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重新合理配置当事人的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重新衡量审判权和诉权之间“度”的问题，使纠纷能及时有效的解决。这就需要我国在立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重新制定和修改诉讼法，使诉讼法自身体系内及其与之相关的程序法之间配合协调。同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应有所变化，要注重协调法院内部及其各部门之间、各法院之间、法院与检察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纠纷解决机构之间的运作机制，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体现诉讼各方地位的实质性平等和当事人的真实自由，充分兼顾司法公正，以求司法和谐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确保新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在改革中受到不断撞击变化后，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以诉讼案件的方式进入人民法院。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诉讼模式进行必要的变革和调整，全面、系统地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诉讼制度，以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诉讼模式转型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优化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理念，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要求审判制度和司法当中的其它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以保障司法和谐。在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建立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以实现司法和谐，必将是我国新时期法院审判变革的重点。
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要有和谐的诉讼秩序，就要明确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协同推进行诉讼。要保障好诉讼参与人和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遵法律循情理地形成和推动诉讼参与人与法院之间和谐的诉讼氛围。诉讼参与人的共同责任是进行诚信诉讼与文明诉讼，使诉讼及时高效的顺利进行。法院在接受检察院的依法监督同时，还要注重与检察院之间关系的协调，保证审判权与检察权互相协调运行，同时也要注意协调法院内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分工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和谐运行。追求司法和谐在各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上，要充分发挥不同审级法院的功能作用，切实把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追求司法和谐要妥善处理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和谐的多元化立体网络状的纠纷解决机制。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关系协调，保障审判透明并依法接受监督，维护和谐的诉讼秩序。
三、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虽然我国诉讼法进一步完善及法院职权再次弱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诉讼模式依然属于职权主义。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诉讼的特性、程序公正的实现不是很一致，需要改革和完善。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进行构建的，并衍生着绝对化的倾向。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在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诉讼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很大冲突。过于强调当事人主义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造成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职权主义，虽然能够克服上述不足，但随之产生的法官中立性问题无法解决。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能适应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解决的特殊需要。因此，我国诉讼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终极目标来讲，我国应在充分考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缺性后，依据我国诉讼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和完善溶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理念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
诉讼模式转型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优化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诉讼理念、制度的设计到主体的行为规范，以至诉讼的结果等都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平正义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公平、不正义因素。从目的上说，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一种恢复性司法，不仅要求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追求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纠纷，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公平正义观，它体现了双方诉讼地位的实质性公平和当事人的真正自由，追求司法和谐。和谐主义诉讼模式运作的基本机制是诉讼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协调配合运行的作业，他们之间应是在平等的前提下的互动与协作；是诉讼参加者（含法院在内的）相互之间平等自主的充分交流、协商与沟通。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以人为本，和谐诉讼；诉审协调，和而不同；诚信尽责，协同推进；援弱济困，实质平等；繁简得当，方便有效；调判相宜，胜败皆明；公正权威，案结事了；纵横规范，多元衔接；社会正义，回归和谐。一句话，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在司法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从宏观上说，我国和谐主义诉讼的内容主要有：第一，辩论原则中应包含法院必须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应为当事人有完全的处分原则；第二，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三，法院审理裁判范围严格限制在当事人诉讼请求之内；第四，当事人撤消诉讼不需法院许可即可进行，第五，法院无权直接追加当事人；第六，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七，弱化法官庭审中的控制地位，强化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辩论上的主导性。第八，对再审制度，要求只有在当事人不具备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而又提出申诉的前提下才可由法院或检察院依职权进行再审；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要求有：
首先，要从和谐主义诉讼理念出发，构建诉讼的基本原则体系。确立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基础性原则地位，并将其作为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原则。
其次，是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形成科学合理的案件事实探明机制。充分肯定和保护当事人的自治性和主体性，在诉讼中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选择，保障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最终决定权。严格法院职权调查证据制度，完善法院对案件事实的释明制度。
最后，是法院在判决中要注重说理，法律观点要公开透明并告知当事人，在实行法官独立审慎办案的前提下，要保障当事人在法律适用领域中的程序参与权和知情权。
在一定条件下的法院调查证据制度是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一项重要制度。因为由当事人提供裁判所需要的诉讼资料虽然能够增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案件信息的最大化。但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因种种原因无法向法院提供诉讼资料，如果完全将这些诉讼资料排除在裁判之外，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公正的裁判结果。因此，在必要的条件和情况下，法院应当享有调查证据的职权，适当地为当事人提供一定的协助，以保障当事人能真正平等地享受司法正义。在一定条件下，法院有权向当事人和其他持有证据的人收集调查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当事人和其他人也有义务接受法官的调查，法院也有义务查明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主张的真实性。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类型上区分了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证据和依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制度，并严格限定了各自的适用条件。在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时，可以吸收这些合理规定，同时应进一步明确规定以下内容：(1)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当事人提出的申请之内；(2)对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院可以主动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证据主张范围的限制；(3)应明确法院调查证据的法律效果，如果法院依职权未能收集到有关证据，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释明制度是现代意义上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释明制度的内容可以分为案件事实的释明和法律问题的释明。在案件事实的释明上，法院不应仅仅接受和利用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而且应当督促双方当事人使自己的陈述完整，以达到澄明案件事实情况的目的，即法院承担对案件事实释明的义务。法院在案件事实上的释明，主要包括有关诉讼请求的释明、有关事实主张的释明和有关诉讼证据的释明等。法律问题的释明一般是指，法院如果将当事人未发觉的法律观点作为判决的基础时，或者法院所判明的法律观点与当事人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时，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与双方当事人就法律适用、法律关系构成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同样需要这一制度来妥善化解社会纠纷。释明制度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让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具体起来。一般情况下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和主张有不明确的，法官应当促使其加以明确；当事人的声明有不明确的和不适当的，法官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消除；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不充分时，法官应当要求其补充等等。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之所以规定法律问题释明制度，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法院与当事人就法律观点存在着认识差异，而不与当事人进行交流和讨论，那么当事人就无法提出与法院法律观点相对应的诉讼资料，当法院依据当事人未曾预料的法律观点作出裁判时，就会给当事人以意外的打击。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进行辩论，既有利于防止突袭裁判，又能使审判获得正当性。因此，释明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吸收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满情绪，促使社会纠纷以平和的方式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