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机关积极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意见
高检发[2001]6号
为贯彻落实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的职能作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入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
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从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安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重点、原则、要求和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工作取得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这是新形势下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朱镕基总理就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实行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重要讲话。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不仅对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政法工作的执法思想、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司法保障等，指明了方向，对做好检察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全体检察人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充分认识搞好社会治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意义。要坚决按照中央的要求，迅速行动起来，把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作为当前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来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以战斗姿态投入这场斗争，全力以赴做好检察环节的各项工作。
二、以“打黑除恶”为重点，积极投入“严打”整治斗争
要突出“严打”整治的重点。全国重点打击三类犯罪：一是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二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三是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对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要作为打击的重中之重。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
进一步统一执法思想，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定期限内从快进行打击。要把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与“两个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应依法快批捕、快起诉，不纠缠细枝末节。
加强批捕、起诉工作，提高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的质量和效率。特别是对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案件，一定要依法快捕快诉。对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检察环节的案件，要逐件梳理，集中力量抓紧审查，4月中下旬批捕一批、起诉一批，配合法院审判一批，在全国掀起“严打”的高潮。
依法准确定性，保证对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凡是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构成要件的，都要以该罪批捕、起诉；对涉案的国家工作人员，属共同犯罪的，要并案起诉；对涉嫌犯有数罪的，要按数罪处理，防止在检察环节影响打击力度。
对重大案件要实行挂牌督办。对严重的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挂牌督办，有关省级检察院要落实责任人，保证做到快捕快诉。各省级检察院要根据当地办案情况，挂牌督办一批案件。
认真落实检察环节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巩固和扩大“严打”成果。配合有关部门对治安混乱地区做好重点整治工作，积极参加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对群众检举、控告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线索，及时依法处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各项工作。
三、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骗税等犯罪为重点，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
当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点，是要紧紧抓住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几个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以食品、药品、农资、棉花、拼装汽车等为重点，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以查处规避招标、假招标和转包为重点，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以查处偷税、骗税、非法减免税为重点，强化税收征管；以查处地方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为重点，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以清理压缩音像集中经营场所，查处非法经营的“网吧”、“游戏机房”为重点，整顿文化市场。各级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点，确定打击犯罪的重点。坚持依法从重从严的方针，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
要主动工作，依法追究犯罪。对于有关部门查获的涉嫌犯罪的案件，要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会同公安部制定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主动建议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向司法机关移送，防止以罚代刑、放纵犯罪现象的发生。
四、严肃查办“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件
在“严打”整治斗争中要促进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各级检察机关在切实抓好“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使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相互促进。
要注意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犯罪分子，彻底打掉“保护伞”。在“严打”斗争中，既要坚决打击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又要依法查办与黑恶势力相牵连，隐藏在党政机关、政法部门内部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犯罪分子，特别是参与、包庇、纵容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人员，做到除恶务尽。
要依法查办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对于那些与制假售假、走私、骗取出口退税等经济犯罪相牵连的行政执法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犯罪案件，司法不公背后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犯罪案件，要作为查办的重点。同时要重视查办特大安全事故中玩忽职守等犯罪案件。
五、严格执法，加强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对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
要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将监督工作延伸到受理提请批捕案件之前的发案、立案阶段，及时了解发案、立案情况，依法监督纠正该立案不立案、有罪不究现象。对黑恶势力的犯罪案件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有关部门该立案不立案的，要作为立案监督工作的重点。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中，要注意防错防漏，发现遗漏罪犯或罪行的，应依法追捕、追诉。
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发现对有罪判无罪或重罪轻判的，应依法提出抗诉。防止和纠正对罪犯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现象，严防“前门进，后门出”的问题。
加强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对因贪赃枉法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而导致的司法不公，严重影响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错误裁判，要作为抗诉的重点。
要坚持“稳、准、狠”，重事实、重证据，遵循法定程序，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办案质量。不放纵犯罪，不冤枉无辜。坚持公正执法，文明办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形成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合力
加强与公安、法院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着重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重大案件要适时介入侦查，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全面收集、审查甄别、固定证据工作，保证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互通情况，共同研究新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三是对执法中遇到的适用法律问题，主动协商，形成共识，有的可联合作出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和规范执法工作。
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造成对犯罪分子“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使犯罪分子闻风丧胆，无藏身之地，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七、坚持从严治检，加强队伍建设，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检察人员，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加强队伍建设，为“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从严治检，全面加强检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继续深入开展集中教育整顿，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把检察队伍建设成为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执法如山的钢铁队伍。
坚决查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对那些为违法犯罪活动充当“保护伞”，以及参与、包庇、支持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必须严厉查处，并及时坚决地清除出检察机关；构成犯罪的，坚决绳之以法。对检察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袒护包庇，不查不处理的，要追究领导的责任。要严肃办案纪律，严格遵守中政委的“四条禁令”和高检院的“九条卡死”规定。发现泄露案情，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等违法违纪现象的，要严加追究。
八、加强领导，狠抓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当前全党全社会的大事。各级检察机关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把这项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按照当地党委的统一部署，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狠抓落实。经常向党委汇报参加“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进展情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积极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对有分歧的重大案件，依靠党委协调，统一各方认识。
要落实领导责任制。各级检察院“一把手”要亲自抓，主管副检察长要全力抓，对这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组织，亲自抓落实。各级检察院领导要切实转变作风，深入办案第一线，深入基层，加强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加强协调，及时帮助排除办案中的阻力和干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因工作不力，贻误战机或造成工作严重失误的，要严肃追究领导的责任。
要积极争取做好经费保障工作。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关于保障政法机关经费的重要指示，积极做好工作，抓好“严打”整治斗争专项经费、贫困地区补助经费配套资金的落实。继续推进科技强检，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要把技术装备、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列入政府的“十五”计划，逐步建立检察经费保障机制。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信息工作。各地参加“严打”整治斗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进展情况、办理的重大案件、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等情况，必须及时上报。
要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当前，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各级领导要统筹安排，既突出重点，又兼顾其他，保证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发展。
各级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抓住机遇，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为实现两年内社会治安工作取得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为保障“十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作出积极贡献。
2001年4月7日
哈耶克的财政法律制度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程雪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天津 300222）
本文原载于《商业时代》杂志2011年第7期
[摘要]哈耶克的法律理论明确界分了规范“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与规范“组织秩序”的外部规则。在财政制度领域，哈耶克认为，分派个人税额所须依凭的一般性规则与确定所需征收税款总额的决策分属于不同的规则范畴。因此，这两种规则的制定权力应赋予不同的机关行使。藉此，哈耶克构建了其财政权力分立的理论。这一理论对避免公共财政的过度扩张和确保税收的经济效益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哈耶克；内部规则；财政权力分立
[中图分类号]D912.2
一、哈耶克财政法律制度理论的思想基础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哈耶克构建了庞大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而其财政权力分立的财政制度理论就是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实践性理论。该理论也是以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知识论、社会秩序理论和法律理论为思想基础的。
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认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这一认识论框架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区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立基于笛卡尔式欧陆理性主义的思辨式的建构论唯理主义；另一个则是近代始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别是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它是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建构论唯理主义立基于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和人生而具有智识和善的假设，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藉个人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够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型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1]72而进化论理性主义主张理性的限度，反对任何形式对理性的滥用。其认为人们必须要去维护理性不及的领域，在累进性进化的框架内，理性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进而，法律等社会制度是人类通过实践在不断地试错、日益积累中而艰难获致的，而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立基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哈耶克更从知识论角度指出，人类的知识分散于社会的个体之中，并且这些知识并不完全被个人的理性所掌握。甚至存在着被社会而非任何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即人类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
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哈耶克将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生自发秩序”与人造的“组织”秩序。自发的秩序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或源于内部的秩序，有别于凭藉个人理性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行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人造的组织秩序则是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在目的构成上，自生自发秩序并不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序列，所具有的只是每个个人的目的。秩序本身则为不同的个人实现其各自的目的提供了有助益的条件。而组织秩序却是以确定或实现具体目的为特征的秩序。
对应于“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的社会秩序分类框架，哈耶克将行为规则界分为“自发秩序规则”与“组织规则”两种类型,并进而演化为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是指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那些规则系统，亦即那些“在它们所规定的客观情势中适用于无数未来事例和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的普遍的正义行为规则，而不论个人在特定情形中遵循此一规则所导致的后果。这些规则经由使每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能够知道他们在追求他们目的时可以动用什么手段进而能够防止不同人的行动发生冲突而界分出了个人确获保障的领域”。[1]373内部规则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和独立于个人目的的,它们导致了一个平等抽象的和目标独立的自生自发秩序或内部秩序的型构。[1]208与内部规则相对应，外部规则是指那种只适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务于统治者的目的的规则, 尽管这种规则仍具有各种程度的一般性，而且也指向各种各样的特定事例，但是它们仍将在不知不觉中从一般意义上的规则转变为特定的命令。它们是运作一个组织或外部秩序所必要的工具”。 [1]72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较之于组织秩序更具有助益性。其原因在于，内部规则界分出了个人确获保障而他人所不能干涉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个人能够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的行动途径，进而使社会能够较好地运用分散于个体之中知识和并不为个体所掌握的知识，并使个人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时达致彼此知识的协调。
哈耶克的财政法律制度理论
（一）财政制度兼含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
在对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作出了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重要区分后，哈耶克指出，在现代社会，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制定权力逐渐都被归于了同一个立法机关行使，并且捍卫自生自发秩序和个人自由的内部规则被认为只保护私人利益而不保护公共利益。这使外部规则得以渗透或替代内部规则，进而威胁到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而在财政立法领域，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混淆则更为凸显。授权支出的财政法与确定不同纳税人承担税额方式的税法在适用范围、法律责任和立法目的等方面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财政法因其所涉及的乃是政府掌握资源的支出，而应属于规范政府组织秩序的外部规则。“就它所涉及的开支项目来看, 根本就不会含有任何规则, 而只会包含一些指令：它们所涉及的乃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应予达致的目的和应予采取的使用方式。……批准这样一种政府行动计划的代议机构, 显然不是在人们所理解的立法机关的意义上作为立法机关行事的, 而是作为向行政机关发布它必须予以执行的命令的最高政府机构行事的。”[2]214
而作为对某个特定年度经由税收而筹集的整个岁入所做的决定，税法确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税款的义务。而这一税额的分配与征收过程必将涉及到是否正当和公平的问题。例如，“多数愿意承担的税额是否可以强加给不愿承担此一税额的少数的情势, 或者如何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当中分配一给定的总税额的情势。”[2]214也就是说，税法调整范围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税法法律责任及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并且以追求税收的公平、正义和效率为原则。因此，为确保社会成员的自由不受侵犯，税收应当服于一般性的正当行为规则，即由内部规则来支配。
（二）哈耶克对财政立法的制度性反思
哈耶克认为，“对分派个人税额所须依凭的一般性规则进行立法，实是与那种确定所需征收税款总额的决策极不相同的；为了有效地对二者进行界分，我们就必须对公共财政的所有原则作彻底的反思。”[3]454而在西方现行的财政制度体系内，人们已经将以上二者混淆，进而认为财政立法的方式是先行确定开支尔后再考虑由谁来承担税额的。在这种情形下，代议制民主决策机制会造成公共开支的恶性增长，因为“多数不可能根据可供使用的资金数量来确定公共开支，而只会在事后通过筹集资金的方式去满足一项前定的公共开支所需要的资金，这是因为多数在决定这种公共开支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它所需要的成本。”[3]346进而，“公共财政的整个实践始终趋向于哄骗纳税人，不择手段地诱使他们交纳多于他们所意识到的税款，同时还使他们在误以为只有其他人会出钱的情况下去赞同政府的某项开支计划。”[3]345
哈耶克进一步指出，这一财政制度在本质上也是与一般性的正当行为规则相冲突的。先行确定开支尔后再考虑由谁来承担税额的财政制度会导致公共部门持续不断且毫无约束的扩张，这一扩张“意味着把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日趋转变成一种只能服务于管理或支配那些资产的官僚机构所确定的某套特定目的的组织。”[3]347
（三）财政权力的分立——哈耶克的财政制度构想
在反思了西方现代的财政制度后，哈耶克提出了其财政权力分立的具体制度构想。哈耶克的这一财政制度构想是建立在其宪政构想基础之上。哈耶克的宪政构想主张把陈述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的任务赋予一个代议机构即“立法议会”，而同时把政府治理任务赋予另一个与其不同且独立的机构即“政府治理议会”。具体到财政立法上，哈耶克认为，“一方面征收款项肯定是一种强制行为，所以它必须根据立法议会所制定的一般性规则予以展开；然而另一方面，有关如何决定公共开支的数额及其用途的问题，则显然是一个政府治理的问题。”[3]453因此，在财政制度的设计上，“一方面由立法议会来制定政府在向公民分派所需筹集全部资金时必须遵循的统一规则，而另一方面则由政府治理议会来决定所需开支的总额及其用途。”[3]453
哈耶克指出，在权力分立的财政制度下，公共开支的恶性增长可以得到遏制。“只有当每个投票者都知道他们必须按照某项前定的规则为他们赞同的所有开支支付费用的时候，我们才能指望他们会对公共开支的额度作出理性的决定。”[3]347因此，除去某些特定开支的受益者是极为明确的情形外，“根据立法议会所确定的总体方案，人们所决定的一切公共开支都将自动地使所有人承担的纳税款项得到相应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显然不可能再去支持任何一项以那种想在事后把纳税负担转嫁给其他人的预期为基础的开支方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对于任何一项这类开支，他都必须承担一项固定的税款份额。”[3]454
哈耶克财政法律制度理论的借鉴意义
哈耶克关于财政制度的具体设计虽然并未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得到实践，但是其思想主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税制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推动作用，这一系列改革使西方主要经济体摆脱了“福利国际”体制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沉重负担，让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现阶段，我国正着力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即存在着中国所遇到的特殊性问题，也存在着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因此，进一步优化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实现权利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是十分必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耶克的思想对我国财政税收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然是具一定借鉴意义的。
（一）加强预算法律监督，避免公共财政的不必要扩张
公共财政的行为目标是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因此，公共财政必须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决策，充分接受民主监督。否则，如果缺乏信息透明与有效地监督，将使得公共财政规模并不由可供使用的资金数量来确定，而只会在事后通过筹集资金的方式去满足一项前定的公共开支所需要的资金，这将会造成公共服务的恶性扩张，超出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而进入了那些本可以由市场提供服务的领域，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而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降。因此立法实践上，应完善预算法律制度，将预算编制、审议、通过、执行以及预算收支违规后的问责，每一步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处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受控在严密的法律规范之中。充分考虑税收的收入状况，防止行政机关铺张浪费，避免公共财政的不必要扩张。
（二）赋税的分担应维护经济自由，减少对市场供求关系的扭曲
哈耶克认为，税收的征收涉及对公民财产的强制，所以它必须符合根据立法议会所制定的一般性规则，不得对公民的确获保障的私域构成侵犯。即税收不应对生产者自由过分的干预，而造成对经济激励机制运作的妨碍和市场供求关系的扭曲，挫伤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并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因此，在税法的制度构建上，赋税的分担应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避免整体税收的过度累进性对资源配置信号造成的扭曲效果，实现经济的效率，以做大经济产出的蛋糕，实现更高程度的公平与效率。
四、小结
综上所述，哈耶克的法律理论，立基于进化论理性主义哲学认识论，将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界分为维护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外部规则，并且在现代的国家里，由于两类规则的立法权力被归于了统一立法机关行使，故而外部规则在逐渐的替代者内部规则。在此基础上，哈耶克认为财政法律制度兼含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其中，立法机关授权政府支出的财政法属于内部规则，而确定税负的具体分担方式的税法则属于外部规则。而在西方现行的财政制度体系内，两类法律已被混淆。这一局面进而造成市场主体的自由受到了来自公权力的侵犯，并最终阻碍了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在哈耶克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在于通过确立一种全新宪政制度，将财政立法权分立给两个不同的立法机关行使。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哈耶克的财政法律制度理论考察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社会及其代议制民主制政体，该理论包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该社会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关于法治宪政的思想氛围以及制度框架。而此理论的预设是与我国的实际国情存在着巨大差距的。但是哈耶克的理论对我国财政税收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然是颇具启示意义的，首先，在税法层面应坚持税收的中性原则，避免整体税收的过度累进性对市场的资源配置造成扭曲。其次，在财政法层面，立法机关应逐步将政府的财政开支受控在严密的法律规范之中，并且每年确定预算的总额应受到税收收入的限制。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一卷)〔M〕.邓正来,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3]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二、三卷)〔M〕.邓正来,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作者信息：程雪（1985—），男，天津市人，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调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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