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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意志外化的伦理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读书札记

田景仲


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自由意志这一核心概念，并将其根植外化于黑格尔的伦理体系当中，试图从自由意志的角度来重新解读黑格尔伦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关 键 词：黑格尔 自由意志 外化 伦理 家庭 市民社会 国家

一 自由意志初探
（一）自由意志的提出
奥古斯丁在哲学史上的贡献颇多，而在其众多的贡献当中，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通过追问罪与责的来源和根据而开显出人的另一维更深刻的超验存在即人的自由意志，由此开始了伦理学从“幸福生活指南”向“罪- 责伦理学” 的转向。这种奠定在对自由意志的觉识基础之上的罪- 责伦理学不仅使人在本性上区别于他物，而且使人在格位上与万物有别: 因为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才获得了正当性品格，也只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行动才有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奥古斯丁甚至说“没有自由意志，人便不能正当地行动”
（二）自由意志是一种权能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自由意志的承载者与度量者。因为你被赋予了自由意志，被抛入了自由，也就是说，你赋得了这样一种权能，即你完全能够只从自己的意志出发决断自己的意愿，能够把自己意愿什么和不意愿什么完全置于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正是这种权能，便使个人获得了这样一种绝对的法律属性，即他在与他者发生法律关系时，他必须被允许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去生活和行动。由于每个人都赋有自由意志，因此，“必须被允许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去生活和行动”是每个人赋得的法律属性,而且每个人的这种法律属性是绝对的、不可替代的。
（三）自由意志是人的绝对尊严的来源
由于每个人赋有自由意志，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存在的目的本身。正如前面所言，既然自由意志使每个人都能够只根据自己的意志决断去生活和行动，而不必以任何他者的意志，哪怕是最高存在者的意志为根据，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存在不以任何他者为目的，而只以自己为目的。这恰恰是每个人的绝对尊严之所在。
（四）自由意志产生的原因及其自律法则
我们说意志决断意愿什么，人便做什么。各种外在的实际因素是否被顾及和重视，完全取决于它们对于获取意志决定意愿的东西来说是否重要。所以，自由意志之所以为自由意志，就在于它是决断它自己意愿什么的唯一原因。简单说，自由意志就是自由因──自己是自己作出决断的原因。
与此同时，自由意志虽然使人有能力只从自己的意志所意愿的东西出发行动，也就是说，自由意志使人有能力“为所欲为”而不顾及任何现实制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自由意志允许人“为所欲为”。 作为一种普遍性力量，自由意志本身隐含着自我决断的法则：只决断能普遍化的意愿和行动，或者说，只决断不会导致自相矛盾的意愿和行动。自由意志允许的自由就是在这一法则内的一切可能性。如果人们遵循自由意志的法则，人们就会决断正当的意愿，给出正当的行动；而当人们违背自由意志法则，从而决断不可普遍化的意愿和行动时，也就意味着人们误用了自由意志。

二 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观
黑格尔将“自我规定的普遍性”看成“意志”、“自由”。“自由意志”由于是以“无限形式的自身”作为“其内容、对象和目的”的，所以它不仅是“自在的”，而且是“自为的”。换句话说，自由意志是普遍存在于人本身且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自在自为的一种权能。“自由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的起点。他认为“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则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性的精神的世界。” 故“自由即意志的根本规定” 。黑格尔继而强调：“意志只有作为能思维的理智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而不真的东西这种自我意志，就构成法、道德和一切伦理原则。” 从而引申出：“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
“自由意志”在黑格尔精神中的客观精神三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得以实现自身就形成法，在《法哲学原理》中，也称为“抽象法”；“自由意志”超越借助外物实现自身的状态得以在内心中的实现便是道德；综合前面两个阶段的发展结果，“自由意识”通过外物和内心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现实性，就构成了笔者下文着力想阐述的伦理，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种发展形态。

三 自由意志在伦理中的外化及其三种形态
（一）自由意志的外化
有学者曾经这样指出：“法哲学是以法的理念为对象的科学。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由客观精神的某种特定部分即概念为其实体（整体的内在规定），并经过这一实体的外化、现实化即定在而成的。这是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发展。所谓理念，就是概念及其定在的统一。只讲概念或者只讲定在，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在这里，其将“外化”与“定在”等而视之，认为“外化”即“定在”的观点，笔者有自己的看法。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定在”一词，因此，搞清楚两者的真正含义对于理解黑格尔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笔者以为，“定在”与“外化”在相对于自由意志抽象性而具有的物质承载性层面上确实有着统一性的一面，但两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前者强调自由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载体呈现，多为静态意义上的现实表征；而后者则强调自由意志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与外界事物的有机联系而发生的效果。
也许会有人说“定在”本身即为一种“外化”，是自由意志通过特殊载体的一种“外化”。这实际上是对“外化”的一种曲解。试想，既然是“外化”就一定要有“化”，亦即“变化”。而“定在”只是意志的另一种形态的表达而已，根本没有“变”又哪来“化”呢？
故此，笔者认为黑格尔在法是自由意志的外在定在和道德是自由意志的内在定在的基础上，最终一并统一于伦理之中，使自由意志发生了外在转化，成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代名词。这也正是笔者为什么选择作为自由意志外化的伦理来探讨的原因。
（二）自由意志在伦理中外化的三种形态
第一，自由意志与家庭。
首先，家庭是直接的伦理实体，以爱为规定的集团。直接的伦理就是两性和血缘的结合，也叫自然的伦理。爱是个人的感觉或感受，是主观性的东西。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它是彼此不相识的两性结合成为一个人格，使自然性别的统一转化为精神的统一，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由此可见，自由意志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得以充分地外化，使自己的意愿付诸于能够证明自己，感受自己存在的他（她）身上，使之成为组建家庭的第一步。
其次，家庭作为一种人格，必须有持久的、稳定的财富作为外部的定在物。人作为自由意志的存在，总是要将自身的自由意志变为定在。而自由意志的定在过程，就是对物的占有过程。这个占有过程通过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活动实现。“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人对一切物有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 。并且当我能够说我占有某物时，我就已“把某物置于我自己外部力量的支配之下” 了。这种通过自由意志对物的占有，即可达到维持家庭财富的目的，进而满足家庭人格化的需求。
再次，子女的受教育与家庭的解体更是自由意志外化而引起的效果。子女受教育本身乃是家庭性自由意志的延续，是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意愿的延续性表达。与此同时，子女的受教育以父母共同意志外化的财产作为必要条件。而对于家庭解体来说，不管是离婚，还是父母死亡，甚或是子女成为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财产的独立的家庭，其中都充分体现了自由意志的外化痕迹。正是自由意志向着各种不同方向的发展，才导致了家庭的解体。
第二，自由意志与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伦理发展阶段。它是现代的产物，即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市民社会是由每个特殊人的满足自己需要和由这些需要的整体所构成的混合体，亦即任性和普遍性的混合体。在这里，普遍性以任性（利己目的）为基础，但它又依赖普遍性、受普遍性的控制。所以，市民社会是需要和理智（对需要的意识）、利己和利他相统一的外部国家或物质国家，即纯粹以伦理为实体的国家的物质关系形式。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首先是需要的体系。需要，最初表现为同普遍性相对立的主观需要。黑格尔还认为，人同动物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是随遇而安，而是通过劳动这个手段破坏食物的直接自然性，以满足需要与对情欲的抑制，都是自由意志外化为利益与意志力的结果。
其次，黑格尔以司法来规范市民的社会中的需要体系，来达到人人都有权获得财富和占有财富的目的。我们知道，在黑格尔看来，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而将法予以现实化实施即司法，则其目的是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将法这一普遍的意志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实际效果，这充分体现了自由意志的外化。
再次，黑格尔设计了警察和同业公会来对社会的特殊利益分别进行外部的保护和内部的促进。表面上看来，自由意志在这里是无用武之地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警察和同业公会恰恰是市民社会共同的自由意志的具体外化，各市民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内心中的善，从而依从自己的自由意志，让渡一部分权利给警察和同业公会，这样不是抹杀自由意志，而是会更好地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得以实现。
第三，自由意志与国家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借助于最高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它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即整体的社会意识中，而间接地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国家本身就是绝对目的。国家是自由的最高权利；而充当一名国家成员，是单个自由人的最高义务。个人只有在国家之中，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首先，从国家法内部制度来看，无论是代表着国家最普遍东西的王权，还是负责实施国家已经决定了的东西的行政权，甚或是涉及完全具有普遍性国内事务之立法权，这其中都蕴涵着一种富有阶级性特征的兴趣指向，更是外化了统治阶级自由意志的具体形态。
其次，作为对外主权的国家，表现为对别国的关系，其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是排他性的自为的存在。在国际关系中，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作为一种整个国民整体自由意志的外化，它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它是独立的、自在自为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但又往往凌驾于该条约之上的深层次原因。在这里，自由意志外化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关系形态。
再次，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如一个法院，它以普遍精神为准则展示形形色色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特殊的现实。世界历史是普遍精神自己认识自己、把握自己进而推进自己的过程。而这种普遍精神是与世界各民族的整体的自由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自由意志外化为一种富有审判与辩论的场所，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绘写着各自不同的历史画面，并通过相互的交织与碰撞，最终呈现出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剧场。

四 结语
自由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的起点，但因其语言晦涩，理论高深而往往使我们很难发现这一点。当然作此论文，笔者也只是沿着前辈的研究成果在这片沃土上去寻找新的发现，以期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因此，我想肯定还有相当的不足之处，但尽管如此，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却一直在指引着我去做这样的工作。


俄罗斯法官的独立性及法院的权利
游军编译

　　后苏联俄罗斯法律秩序的形成有赖于独立的并且拥有真正权利（特别是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的法院及法官。但实际情况是法官依附于地方党的领导，由地方党的领导决定法官的任职及得到其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待遇。与此同时，各级法院在审查对政府官员违法行为的起诉及在实现刑事诉讼程序庭前阶段的监察功能方面与检察院相比均处于次要地位。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俄罗斯法院系统改革派们尝试着通过改变法官的选拔办法及任职期限，甚至通过扩大法官权能等一系列办法来消除上述存在的缺陷及不足，尽管从立法发展角度来看改革者们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这些新法律的适用问题也遇到了重重困难，而这些阻碍也正是由于法律本身的频繁改动所造成的。
一、选举法官候选人
　　俄罗斯改革派希望通过改革选举法官候选人的体系来消除法官对政客的依附，但这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按照1989年改革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职期限从5年增加到10年，确定了有望当选为法官候选人的选举程序，并向各州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这样的法律，即由党的领导确认选举法官候选人资格，并由其批准法官的最终任命，其结果导致了这些苏维埃代表们开始自己任命法官。1992年俄联邦确立了法官任职终身制的原则，并肯定了由法官评审委员会选举法官候选人的程序。1993年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的俄联邦新宪法对法官的职权期限没有作出规定，但却相应地使1992年有关终身任职的法官的地位状况的法律生效。与此同时，新宪法赋予总统特权，由总统向联邦苏维埃提名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法官候选人，并有权任命其它联邦法院的法官。
　　但当国家杜马1993年7月授予俄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权力任命人民法院院长并确定州法院主席团成员时，叶利钦否决了这项修改意见，原因是这与由他任命所有联邦法院法官的宪法规定相抵触（最高法院除外，他只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候选人）。对于总统独揽各州以及同级别法院法官的任命大权，不满情绪充斥法院机构领导人中间，高级法官们都希望总统委员会中那些无名官员们手中握有真正选举法官的权力。相应地1994年6月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的院长联名向杜马提交了各自关于法官状况的法律修改案。草案在肯定总统在法官任命上作用的基础上，呼吁制定选拔和审核法官候选人的程序，当然这需要有对此感兴趣的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其中也包括他自己。草案还规定总统将在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中指定任命。显而易见，该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是通过保留选拔和审核候选人的现存体制与总统任命相结合的途径，从而使选举法官候选人程序免于官僚化的。1994到1996年间与任命法官相联系的一切问题的示明晰性和紧迫性，随着96年底通过的联邦宪法性法律《关于俄罗斯联邦的法院体制》得以解决。尽管新法律无疑保证了各区域及其共和国政府拥有选举法官的发言权，但也强调指出，以总统为代表的联邦政府在选举法官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法院的独立性及其改组
　　新宪法为改组法院开辟了道路，它赋予联邦各主体组建地方法院的权力，但1994年底讨论过的所有关于法院组织的立法草案（包括那些由司法部、法官协会和国家法律管理局起草的）都假定上述法院将置于联邦监督之下。当1995年国家杜马通过了俄联邦关于改革法院系统的法律之时，法院组织已确定了杜马草案中未予规定的联邦跨州法院系统，并赞同法院系统独立统一的观念。但在8月份，联邦苏维埃否决了议案并将其驳回杜马。上议会议员们反对独立统一的法院系统的立法原则和总统独揽任命法官大权这一基本观点，这些身为联邦主体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领导人物，他们仍坚持更为分散的法院系统的管理。为此1996年总统委员会同联邦主体领导人达成了最大让步，即每个联邦主体均可运用自有资金来组建宪法法院和规章条例法院，并予以拨款，而且可以全权制定并公布与上述联邦主体基本法律相一致的地方指令和行政命令。
　　在后苏联俄罗斯法院和法官的现实情势十分复杂，在法官队伍中普遍性地存在干部流动性大的问题，仅在1996年初就有18％的职位空缺。成为法官就意味着地位低下，薪金微薄（这是在新的个别部门同律师工作相比较而言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法官阶层的未来女性化（1996年女法官占到法官总数的58％以上）。大多数法官都忙于大量繁多的案子，很难找到陪审员参加诉讼程序。最糟糕的是，从事法官工作成为一项危险的事情。因而通过保护法院和法官住所，从而保障法律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是新一届法官代表大会最先提出的要求，于是1，995年总统确认了《关于国家保护法官、司法保护机构、监督机构工职人员法》。另外，财政拨款成为法院走出危机和加强法院权力的出发点，1994年和1996年初通过的新法规定大幅度增加法官薪金并给予额外的优惠待遇。俄政府必须执行总统命令，即划拨资金和设备以增加法官人数，并将法院财政作为建立有秩序的联邦预算制度的首要问题。可是，当1996年预算刊登出来时，法官和法院仅得到了总统签署拨付款项的极少的一部分，拨出11.6万亿卢布支持法院整个系统意味着比上一年拨款额增加25％（实际上只达到这个数目的3／4），但这些比司法部征询意见时提出的5．5万亿卢布的1／3还要少。这期间已不存在储备用以支持如此迫切需要扩充的法官队伍和技术人员，以及修缮法院房屋或者将陪审的审判实践推广到首批的9个联邦主体。
　　法院系统改革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巩固与扩大法院权限，特别是与检察院相比较而言。审理对国家干部违法活动的起诉，成为法院活动面临的新形势。事实上，跟从前一样，向有权对违法判决提出异议的检察院投诉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检察院在完成自身监督职能过程中受理投诉案件的权力已在1995年初《关于俄联邦检察院》中得到确认。对于这些改革者来说，没有比强化实现对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监督权力更为如此重要的了。早在1993年宪法中就明确了只有法院有权批准监禁48小时及有权对任何不受侵犯的私生活进行限制（如搜查、抄查、审讯等等），但前提规定只有在杜马对刑事诉讼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之后，才能将涉及监禁程序和实施搜查方面的新法条付诸实施。因而，这条新规定并未立即付诸实施。
　　三、有陪审的审判和宪法监督
　　有陪审员的审判的恢复，使法院免于政治上压力。创立宪法法院，其职责是保障其他权力部门遵循基本法律。通过恢复有陪审的审判和建立宪法监督机构改革者们力图争取提高法律和律师的威信，甚至巩固“第三权力机构”。
　　激进改革派认为，只有把由法官和两名非专职人民陪审员作出判决的权力转让给20名可以独立作出决定的公民，才能说服俄社会司法审判的实现即停止了对政治权力的依赖。但在实行有陪审员听审中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如：较高的成本，不合适的陪审庭（其中有许多陪审庭太小，容纳不下陪审员），还有来自检察院和警察局方面的不信任和抵制情绪。但是最终俄立法者仍在俄罗斯10个地区针对特别案件（由州法院审理的）确立了有陪审的审判（此类如死刑，较为严重的盗窃和破坏行为）。在10个这样的联邦主体国家中，这样的程序事实上开始于1992年12月的萨拉托维。据现有材料显示，不顾初始的不信任，大多数被吸引而参与到有陪审员参加的程序之中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也包括陪审员自己都积极肯定了这样一条经验，即陪审员参与庭审对于消除诉讼中原有起诉的偏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996年初有陪审的审判在俄前景渺茫。它的对立方在各个不同的权力机关发起新的攻势，这次，耗资大是他们反对的主要依据。当然，在付给陪审员高额报酬的情况下（是法官日薪的一半），实行有陪审的审判制度意味着增加了普通法院诉讼程序的开支。
　　如果俄罗斯的宪法法院真正的做到贯彻实施法律、总统命令以及与宪法相适应的政府法规，并且允许不同政权机构、不同级别权力机构之间产生争论，同时不过分地参与时政，那么它就不仅明显地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在整体上提高了法律和法院的威望。1993年10当法院站在议会立场上反对总统时，叶利钦停止了宪法法院的活动。它的重新恢复一直拖延到有关宪法法院的新法的实施及增选了6名新法官以补充现有的13名法官。在宪法法院被停止活动的一年时间内,该法院一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在1994年7月通过了关于宪法法院的新法律，取消了法院对案件特有的政治积极性，并将法院从与较高层领导人物离职相关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新法在许多方面依据法官们自己制定的规章，力图保持法院独立于政治之外。直到1995年2月才确定了宪法院最后一任法官的任职，并允许法院在1995年3月恢复正常工作。在1995年余下的月份里和在1996年宪法法院专职解决与1993年宪法法相抵触的各种问题。但是其它法院（包括俄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远远不能一贯地在自己的司法实践中遵循宪法法院的决定，宪法法院的职权及与其他法院相互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以解决。
　　综上所述，为了在俄罗斯建立法制，有必要改变整个社会对法律和法院的看法，甚至还要改变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客们对法律与法院的态度。俄社会非常清楚当前所处的局势，在1994意调查中显示了对法院17％低信任度。加之后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家们，较之他们的前辈，对法律和法院缺乏足够关注与重视的“政府法虚无主义”，都使1996革的继续深入变得不明朗。因而期待任何显著的改革成果还为时过早，为继续这一进程需要新的法律，其中包括新的刑事诉讼程序法典和新的财力资金的补充。真正法改的实现甚至要在建立了牢固的法制基础之上还须占据10更长的时间。只有当俄罗斯政治家们开始高瞻远瞩并学会达成折意见和遵章守法，甚至以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赌胜负之时，就是法律制度及未来法制在后苏联俄罗斯建立起来的时候了。
　　(本文编译自阿·卡荷拉摩恩著《后苏联俄罗斯法制发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