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
法办发[2007]5号
二00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司法技术辅助工作机构的通知》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是指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委托专门机构或专家进行鉴定、检验、评估、审计、拍卖、变卖和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工作，并进行监督协调的司法活动。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统一办理审判、执行工作中需要对外委托鉴定、检验、评估、审计、拍卖、变卖和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工作。
第四条 涉及到举证时效、证据的质证与采信、评估基准日、拍卖保留价的确定，拍卖撤回、暂缓与中止等影响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的事项由审判、执行部门决定。
第五条 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按照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实行对外委托名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技术专业机构、专家名册》（以下简称《名册》）的编制和对入册专业机构、专家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和协调。
第二章 收案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部门在工作中对需要进行对外委托鉴定、检验、评估、审计、拍卖、变卖和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工作的，应当制作《对外委托工作交接表》（格式表附后），同相关材料一起移送司法辅助工作部门。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需要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第七条 对外委托鉴定、检验、评估、审计、变卖和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工作时，应当移交以下材料：
（一）相关的卷宗材料；
（二）经法庭质证确认的当事人举证材料；
（三）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的材料；
（四）既往鉴定、检验、评估、审计、变卖和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报告文书；
（五）申请方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的通讯地址、联系方式，代理人的代理权限；
（六）与对外委托工作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对外委托拍卖的案件移送时应当移交以下材料：
（一）执行所依据的法律文书；
（二）拍卖财产的评估报告副本和当事人确认价格的书面材料；
（三）拍卖标的物的相关权属证明复印件；
（四）拍卖标的物的来源和瑕疵情况说明；
（五）拍卖财产现状调查表；
（六）当事人授权书复印件；
（七）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权利人的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
（八）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情况说明。
第九条 对外委托的收案工作由司法辅助工作部门的专门人员负责，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审查移送手续是否齐全；
（二）审查、核对移送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要求；
（三）制作案件移送单并签名，报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由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和审判、执行部门各存一份备查；
（四）进行收案登记。
第十条 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指定对外委托案件的监督、协调员。监督、协调员分为主办人和协办人。
主办人负责接收案件，保管对外委托的卷宗等材料，按照委托要求与协办人办理对外委托工作；协办人应积极配合主办人完成工作。
第十一条 主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对不具备委托条件的案件应制作《不予委托意见书》说明理由，报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审批后，办理结案手续，并于3个工作日内将案件材料退回审判、执行部门。
第三章 选择专业机构与委托
第十二条 选择鉴定、检验、评估、审计专业机构，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实行协商选择与随机选择相结合的方式。选择拍卖专业机构实行随机选择的方式。
凡需要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指定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工作部门按照随机的方式，选择对外委托的专业机构，然后进行指定。
第十三条 司法辅助工作部门专门人员收案后，除第十一条第二款的情况外，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采取书面、电传等有效方式，通知当事人按指定的时间、地点选择专业机构或专家。
第十四条 当事人不按时到场，也未在规定期间内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的，视为放弃选择专业机构的权利。
第十五条 选择专业机构在司法辅助工作部门专门人员的主持下进行，选择结束后，当事人阅读选择专业机构笔录，并在笔录上签字。
第十六条 协商选择程序如下：
（一）专门人员告知当事人在选择程序中的权利、义务；
（二）专门人员向当事人介绍《名册》中相关专业的所有专业机构或专家的情况。当事人听取介绍后协商选择双方认可的专业机构或专家，并告知专门人员和监督、协调员；
（三）当事人协商一致选择名册以外的专业机构或专家的，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应对选择的专业机构进行资质、诚信、能力的程序性审查，并告知双方应承担的委托风险；
（四）审查中发现专业机构或专家没有资质或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要求双方当事人重新选择；
（五）发现双方当事人选择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第三方利益的，应当终止协商选择程序，采用随机选择方式：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用随机选择方式：
I、当事人都要求随机选择的；
2、当事人双方协商不一致的；
3、一方当事人表示放弃协商选择权利，或一方当事人无故缺席的。
第十七条 随机选择程序主要有两种：
（一）计算机随机法
I、计算机随机法应当统一使用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随机软件；
2、选择前，专门人员应当向当事人介绍随机软件原理、操作过程等基本情况，并进行操作演示：
3、专门人员从计算机预先录入的《名册》中选择所有符合条件的专业机构或专家列入候选名单；
4、启动随机软件，最终选定的候选者当选。
（二）抽签法
1、专门人员向当事人说明抽签的方法及相关事项：
2、专门人员根据移送案件的需要，从《名册》中选出全部符合要求的候选名单，并分别赋予序号；
3、当事人全部到场的，首先确定做签者和抽签者，由专门人员采用抛硬币的方法确定一方的当事人为做签者，另外一方当事人为抽签者。做签者按候选者的序号做签，抽签者抽签后当场交给专门人员验签。专门人员验签后应当将余签向当事人公示；
4、当事人一方不能到场的，由专门人员做签，到场的当事人抽签。当事人抽签后，专门人员当场验签确定，并将余签向当事人公示。
第十八条 名册中的专业机构仅有一家时，在不违反回避规定的前提下，即为本案的专业机构。
第十九条 专业机构或专家确定后，当事人应当签字确认。对没有到场的当事人应先通过电话、传真送达，再邮寄送达。
第二十条 采用指定方法选择的，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到场监督，专门人员应向当事人出示《名册》中所有相关专业机构或专家的名单，由专门人员采用计算机随机法、抽签法中的一种方法选择专业机构或专家。
第二十一条 指定选择时，对委托要求超出《名册》范围的，专门人员应根据委托要求从具有相关专业资质的专业机构或专家中选取，并征求当事人意见。当事人也可以向本院提供相关专业机构或专家的信息，经专门人员审查认为符合委托条件的，应当听取其他当事人意见。
第二十二条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委托事项，选择专业机构或专家时，应邀请院领导或纪检监察部门和审判、执行部门人员到场监督。
第二十三条 应当事人或合议庭的要求，对重大、疑难、复杂或涉及多学科的专门性问题，司法技术辅助工作部门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鉴定。
组织鉴定由3名以上总数为单数的专家组组成。
第二十四条 专业机构确定后，监督、协调员应在3个工作日内通知专业机构审查材料，专业机构审查材料后同意接受委托的，办理委托手续，并由专业机构出具接受材料清单交监督、协调员存留。审查材料后不接受委托的，通知当事人在3个工作日内重新选择或者由司法辅助工作部门重新指定。
第二十五条 向非拍卖类专业机构出具委托书时，应当明确委托要求、委托期限、送检材料、违约责任，以及标的物的名称、规格、数量等情况。
向拍卖机构出具委托书时，应当明确拍卖标的物的来源、存在的瑕疵、拍卖保留价、保证金及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写明对标的物瑕疵不承担担保责任，并附有该案的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拍卖标的物清单及评估报告复印件等文书资料。
委托书应当统一加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对外委托专用章。
第二十六条 司法精神疾病鉴定在正式对外委托前，监督、协调员应当根据委托要求和专业机构鉴定所需的被鉴定人基本情况，做委托前的先期调查工作，将所调查的材料与其它委托材料一并交专业机构。监督、协调员应在调查材料上签名。
第二十七条 监督、协调员向专业机构办理移交手续后，应于3个工作日内通知双方当事人，按指定时间、地点在监督、协调员主持下与专业机构商谈委托费用。委托费用主要由当事人与专业机构协商，委托费用数额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以参照行业标准为主，协商为辅的方式进行，监督、协调员不得干涉。报价悬殊较大时，监督、协调员可以调解。对故意乱要价的要制止。确定委托费用数额后，交费一方当事人于3个工作日内将委托费用交付委托方。
对于当事人无故逾期不缴纳委托费用的，可中止委托，并书面告知专业机构；当事人即时缴纳委托费用的，仍由原专业机构继续进行鉴定。
第二十八条 对于商谈后不能确定委托费用的，监督、协调员应告知双方当事人可重新启动选择专业机构程序，重新选择专业机构。
公诉案件的对外委托费用在人民法院的预算费用中支付。
第四章 监督协调
第二十九条 专业机构接受委托后，监督、协调员应当审查专业机构专家的专业、执业资格，对不具有相关资质的应当要求换人。专业机构坚持指派不具有资质的专家从事委托事项的，经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撤回对该机构的委托，重新选择专业机构。
第三十条 对外委托的案件需要勘验现场的，监督、协调员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专业机构和当事人。任何一方当事人无故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工作的进行。勘验应制作勘验笔录。
第三十一条 需要补充材料的，应由监督、协调员通知审判或执行部门依照法律法规提供。补充的材料须经法庭质证确认或主办法官审核签字。当事人私自向专业机构或专家个人送交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依据。
第三十二条 专业机构出具报告初稿，送交监督、协调员。需要听证的，监督、协调员应在3个工作日内通知专业机构及当事人进行听证，并做好记录。对报告初稿有异议的当事人，应在规定期限内提出证据和书面材料，期限由监督、协调员根据案情确定，最长不得超过l0个工作日。
第三十三条 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及证据材料，专业机构应当认真审查，自主决定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需要进行调查询问时，由监督、协调员与专业机构共同进行，专业机构不得单独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
第三十四条 专业机构一般应在接受委托后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作，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因委托中止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需要延长期限的，专业机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法院重新确定的时间完成受委托工作。
第三十五条 专业机构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受委托的工作，经二次延长时间后仍不能完成的，应终止委托，收回委托材料及全部委托费用，并通知当事人重新选择专业机构。对不能按时完成委托工作的专业机构，一年内不再向其委托。
第三十六条 对外委托拍卖案件时，监督、协调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审查拍卖师执业资格；
（二）监督拍卖展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三）监督拍卖机构是否按照拍卖期限发布拍卖公告；并对拍卖公告的内容进行审核；
（四）检查拍卖人对竞买人的登记记录；
（五）审查拍卖人是否就拍卖标的物瑕疵向竞买人履行了告知义务；
（六）定向拍卖时审查竞买人的资格或者条件；
（七）审查优先购买权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
（八）拍卖多项财产时，其中部分财产卖得的价款足以清偿债务和支付相关费用的，审查对剩余财产的拍卖是否符合规定；对不可分或分别拍卖可能严重减损其价值的，监督拍卖机构是否采用了合并拍卖的方式；
（九）审查是否有暂缓、撤回、停止拍卖的情况出现；
（十）拍卖成交后，监督买受人是否在规定期限内交付价款；
（十一）审核拍卖报告的内容及所附材料是否全面妥当；
（十二）监督拍卖机构是否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五章 结案
第三十七条 对外委托案件应当以出具鉴定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清算报告等报告形式结案，或者以拍卖成交、流拍、变卖、终止委托或不予委托的方式结案。
第三十八条 以出具报告形式结案的，监督、协调员应在收到正式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制作委托工作报告，载明委托部门或单位、委托内容及要求、选择专业机构的方式方法、专业机构的工作过程、对其监督情况等事项，报告书由监督、协调员署名；经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签发后加盖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印章；填写案件移送清单，与委托材料、委托结论报告、委托工作报告等一并送负责收案的专门人员，由其移送委托方。
第三十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对外委托工作期限的，应当中止委托：
（一）确因环境因素（如台风、高温）暂时不能进行鉴定工作的：
（二）暂时无法进行现场勘验的；
（三）暂时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的；
（四）其他情况导致对外委托工作暂时无法进行的。
第四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对外委托：
（一）无法获取必要材料的；
（二）申请人不配合的：
（三）当事人撤诉或调解结案的；
（四）其它情况致使委托事项无法进行的。
第四十一条 中止对外委托和终结对外委托的，都应向审判、执行部门出具正式的说明书。
第六章 编制与管理人民法院专业机构、专家名册
第四十二条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三类鉴定的专业机构名册从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编制的名册中选录编制。其他类别的专业机构、专家名册由相关行业协会或主管部门推荐，按照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选录编制。
名册中同专业的专业机构应不少于3个，同专业的专业机构不足3个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应对名册中的专业机构、专家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违反相关规定的专业机构，司法辅助工作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指正，视情节轻重，停止其一次至多次候选资格；对乱收鉴定费、故意出具错误鉴定结论、不依法履行出庭义务的，撤销其入册资格，通报给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或行业主管部门；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报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章 回避
第四十四条 监督、协调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其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本人或其近亲属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
（四）本人的近亲属在将要选择的相关类专业机构工作的；
（五）向本案的当事人推荐专业机构的；
（六）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进行公正处理的。
第四十五条 监督、协调员有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回避情形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主动提出回避申请，报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审批。
第四十六条 发现专业机构有需要回避的情形时，监督、协调员应向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提出重新选择专业机构的建议，由司法辅助工作部门负责人批准后重新选择专业机构。专业机构的承办人员有回避情形的，监督、协调员应当要求专业机构更换承办人员。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法院工作人员在对外委托司法辅助工作中有以下行为的，按照《人民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追究责任：
（一）泄露审判机密：
（二）要求当事人选择某一专业机构：
（三）与专业机构或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四）接受当事人或专业机构的吃请、钱物等不正当利益；
（五）违反工作程序或故意不作为；
（六）未经司法辅助工作部门擅自对外委托；
（七）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7年9月l日施行。
（附表略）
试论打击盗版与最终用户免责
傅钢
摘要：在当前情况下，盗版如此大范围的存在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在通过各种手段严厉打击盗版时，追究至盗版软件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即可，不应延及最终用户，或者说，使用盗版软件的最终用户是免责的。
关键词：盗版软件，最终用户，免责，平衡，合理
计算机、网络作为新技术浪潮的实体性要素，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计算机软件作为计算机的灵魂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软件的盗版现象也甚嚣尘上。据统计，在泰国有97%的软件是非法复制来的；在美国，使用中的软件也有40%可能是非法复制的；在西欧，软件盗版率最高的是西班牙，为80%，最低的是英国，为25%。([1]董桂兰：《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科技论坛》2000年第二期。第48页)另据来自商业软件联盟的消息，世界各地应用的每4张软件就有1张是非法复制的（[2]张晔：《商业软件联盟首席执行管论坛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电子知识产权》1999年第8期，第21页），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如此高的盗版率使软件市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公众做何反映呢？先让我们来看一项问卷调查。据调查得到的数据，虽然认为对严重的盗版侵权行为设定刑罚有必要的占75.3%，但在事先得知使用盗版软件会导致不利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只有34.6%的人表示将不再购买或使用盗版软件，14.8%的人表示继续购买和使用盗版软件，其于大部分则视别人情况或执法严厉程度而定，处于观望状态。而认为使用盗版可耻的人，据调查不到5%（[3]赵国玲、王佳明、韩友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请注意，此调查是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中进行的。素质较高、法律意识较强的名校大学生尚且持此种态度，那么中国普通大众对盗版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相关的调查都显示出相同的结论，即大众对盗版是持相当大的宽容态度的。
面对上述事实，许多学者痛心疾首，大声呼吁“乱世用重典”，严厉打击盗版，并追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而笔者则认为：在当前情况下，盗版如此大范围的存在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在通过各种手段打击盗版时，追究至盗版软件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即可，不应延及最终用户，或者说，使用盗版软件的最终用户是免责的。
我将通过以下5方面来分析上述情况的成因，并论证我的观点：
一、从软件价格与大众支付能力的巨大落差看最终用户免责。
人们在谈及盗版现象时往往简单认为是公众巨大的盗版需求催生并繁荣了盗版市场，公众的需求是“源”，要正本清源，当然要追究最终用户的侵权责任。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再做深一层的思考的话，很容易发现，正是正版软件高昂的价格与一般用户尤其是个人用户的囊中羞涩之间所具有的巨大落差使得无奈中的一般用户不得不转而购买盗版软件。无可否认，软件开发的工作量大，开发成本高，时间长，需要较高的售价；但事实上，许多软件的售价相对其成本来说是畸高的。比如WINDOWS95的最初售价是4000多元，OFFICE97（中文标准版）98年的售价为5500多元，还有诸如此类的众多软件售价少则几百，多则上万，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这种高售价背后肯定有以微软为代表的国际大公司凭借赢者通吃的垄断地位谋取垄断利润的因素。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微软会从一个小小的公司在短短20年里疯狂的聚敛资财，迅速发展为一个富可敌国的财富帝国，而比尔.盖茨个人的财富也令人无法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当代神话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般个人用户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即使收入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人均年收入只有8000元左右。微软等大公司在中国销售其产品时显然也没有考虑中国消费者与美国消费者之间支付能力的差距，简单加以类比，以致中国消费者难负其重。同时，微软等国际大公司还通过其技术优势，频繁的更新换代，不断从消费者口袋里掏钱，使其实际支付价格更高。而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众对信息的需求是不可遏抑的，知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于是，同人体所拥有的血管再造功能一样，当主动脉不通或效力低下时，必然在其旁生成许多支血管来达到输血的目的，盗版软件的购销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替代性的流通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盗版软件的产生是有其必然性的。但这样的状况对于起步较晚、先天不足的中国软件业而言却是巨大的打击，它们一方面不得不在软件巨擘的阴影中艰难的寻求生存空间，一方面又要面对业已形成的盗版大市场。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看，恰恰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后发式企业所必然面对的市场风险。但后发式企业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上述不利因素，他们也同时享受了后发所带来的甜头。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计算机应用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就是由盗版软件培育出来的。对于软件商而言，没有盗版软件的滋养，他们就很难在较高的基点上开发出较高水平的软件；没有中国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他们在中国就没有销售对象。把盗版软件打光了，中国的计算机应用萎缩了，软件产业恐怕会随之萎缩。现在所具有这样个基本上成规模的应用，恰恰是中国软件产业生存的前提。因而，我们又可以说是盗版催生了中国软件业。但由于软件开发本身所固有的工作量大，周期长，投资高等特点，再加上开发商急功近利欲尽快收回成本，又考虑盗版的因素，商家在确定销售计划上，一般把几百套或几千套作为回本获利点，另外，销售折扣也很大，使得一般正版软件 的零售价格都定的很高。于是，正版软件市场销量上不去，盗版软件市场红红火火，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以上我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回顾了盗版软件市场在我国的发生过程及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要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讲更应提高开发水平，降低正版软件的价格，并打击不法商贩，而盯住一般最终用户，痛斥其对盗版软件的暧昧态度显然有失偏颇。
二、从保护公民自由选择权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自由乃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自由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就是服从自己内心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理性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选择并承担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根据自由的本性，一个人只要不妨碍其他人，即使他看黄色书刊，用盗版软件甚至吸毒，别人除了施以道德上的说教或评价外根本无权横加干涉，否则便侵犯了其自由权。在这里我不想空泛的议论，我欲通过一个美国的典型案例来阐述问题。在一起有关名为《我好奇》的淫秽电影的诉讼案中，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微茨认为在成人电影院紧闭大门后面放映什么电影不属于政府或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内，即只要不让儿童入内，只要伤害性的材料不在电影院外面展示，进不进电影院，看什么样的电影完全由成年人自由决定。最后联邦法院的裁决支持了这种意见。（[4]参见艾伦.德肖微茨：《最好的辩护》，第192页）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可能会有很多争议。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个人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很显然，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有充足的理性权衡利弊，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认为自己有某种需要，选择去看淫秽电影以缓释压力或取得愉悦，有何不可？再极端一点，倘若他一时性起，把自己价值不菲的“劳力士”名表摔得粉碎，别人也无权干涉，只要他不用它来砸你家玻璃。同样的，如果他有用软件的需要，面对几千元的正版软件和仅有十元的盗版软件时，趋利避害的本性很自然的会使大多数人选择后者。只要他不偷不抢，别人予以干涉便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因此，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讲，打击盗版，追究至盗版生产商和销售商即可，若延及最终用户，有侵犯公民自由权之虞。
三、从法律保护水平因应现实需要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基点是以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为前提，在权利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维持恰如其分的平衡。（[5]寿步：《试论软件最终用户的责任-评微软诉亚都案》，《知识产权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请注意“以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为前提”，促进社会发展，维护我国整体利益，应该是我们立法执法的根本目的和标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并为之服务的。尽管为了社会的法治，一个有关概念与规则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概念与规则乃是为了符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必须审慎，以免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使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6][美]M.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因此，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一种工具，它不能成为禁锢社会发展的枷锁。
具体而言，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只是中间过程，促进社会的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才是其终极目标。知识产权不存在天经地义的预设水平和预设模式，其保护水平应与一国的社会现实相适应，以促进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7]，寿步:《经济实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三论软件侵权如何界定），第4页）如果忽略这个前提，盲目追求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水平，只能是一相情愿，作茧自缚。那种毫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实际后果就试图证明一个法律后果的必然性的法律教条主义，往往是自拆台脚，靠不住的。
让我们看一个史实，作为知识产权水平最高的美国，一向以知识产权文明的播火者自居，然而在对外国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美国是在联邦版权法颁布100多年后，才宣布在有限的条件下对四个国家的外国作品予以版权保护。《伯尔尼公约》自1887年就已开始生效，但直到102年后的1989年，美国才加入此条约。为什么美国在保护外国人作品方面表现的如此滞后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传播行业或传播手段并不发达时，保护外国人的版权会使本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美国一旦在传播领域拥有优势后，有反过来竭力推行保护版权的制度以保护其利益。最典型的就是1991年中国著作权实施后，美国就通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迫使中国于1992年假如了《伯尔尼公约》。对于美国这种双重标准，我们指责其无赖也与事无补，一切都是利益使然。（前引[6]，寿步文，第3页） 但从中我们可以借鉴：在中国传播行业较为羸弱、软件大多依赖进口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过高显然是对我们极其不利的。除非咬紧牙关做个“贞妇烈女”，誓不用软件，否则全国上下都用正版的话，不知我国GNP的百分之几十要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呢！简直是不堪设想！提高保护水平所带来的后果，绝不可能是用户都去买正版软件，而是中国的计算机应用大大萎缩。这种萎缩会极大的妨碍中国在计算机领域的进步。鉴于计算机在经济、国防，乃至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而言不啻迎头重击。
而且正如文首所引的数据所显示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软件盗版实在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又何必勒紧裤腰带故做“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状呢？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若是过度严厉，反而限制了软件业的竞争甚至创新活动。实际上，目前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的新规定，已经导致贫弱国家无法享用到新科技的好处，进一步扩大了全球贫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面对这种现实，尚不发达的我国应如何应对实在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溶入世界的大潮流下，在强权国家的弹压下，许多问题已经由不得我们，我们只能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下舞蹈，并时不时的受到倾轧，这是落后国家的一种深深的无奈。加入WTO，遵守TRIPS协议是我们权衡利弊作出的必然选择。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低于TRIPS协议即可，但盲目拔高的话显然就是攒足了劲从自己身上割肉的愚蠢行为了。而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打击盗版是不延及最终用户的。
四、从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平衡是知识产权的要义和核心，我们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应始终注意这一点。一方面，为了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大力开发并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需要强调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有权支配和控制其成果的传播和使用，也即需要向智力成果的创造者赋予对其智力成果的一定限度的垄断权。另一方面，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进步，知识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智力成果应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应用，需要强调智力成果的社会共享性。（[8]应明：《最终用户使用未经许可软件的法律责任》，《著作权》，2000年第2期，第12页）这种平衡对于软件著作权而言则主要体现在保护程度强弱的不同，由于权利人与用户以及侵权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对软件版权给予过强的保护，会给用户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使用中的不便，使得用户对软件产品可望而不可及，也限制了软件使用价值的实现；而如果不保护软件版权，听任盗版泛滥，投资与劳动得不到回报，从而丧失创新动力。软件业必然要萎缩。如何寻求一个利益的最佳平衡点是我们要解决的课题。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盗版市场恰恰是社会这个大系统所自发提供的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一种机制，它是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得知识不被少数国家和少数阶层所垄断，而被大众以不甚体面却很实用的方式获得，从而为社会整体进一步的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创造了条件。然而这种机制毕竟是自发的，有其内在缺陷。若放任盗版泛滥，势必会严重影响权利人开发创新的积极性，阻碍软件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将这种自发的机制升级为自觉的机制，利用法律法规对其加以调整。
在目前的情况下，调整到何种程度为宜呢？笔者认为，应严厉打击盗版市场，但又不应追究最终用户的责任。这是我们目前所应达到的平衡。具体言之，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软件盗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A、软件仿冒盗版；B、光盘盗版；C、硬盘预装盗版；D、互联网盗版；E、企业盗版；F、个人盗版。A指不法商家利用正版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制造和销售看似合法其实仿冒的软件产品，获取巨额利润。这种侵权方式直接掠夺正版厂商的市场和利润，其危害性是明显的，也最为公众所认识，当然需要严厉打击。在实践中，这种侵权方式是比较容易得到起诉追究的。B指CD-ROM或可刻录光盘的生产商将多个计算机程序复制带一张光盘上，并以比正版低得多的价格出售整张光盘。其销售往往采取走街串户，分散销售的方式。这种盗版在全国各地大面积泛滥，影响极坏，是打击的重点。但实践中往往打击不力，如何有效进行打击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C指计算机生产商、分销商或零售商在计算机上预装未经授权的计算机软件，并将其免费奉送，以吸引消费者购买计算机。此行为以吸引消费者、扩大赢利为目的，严重侵犯软件权利人的利益，也应严厉打击。D指盗版在INTERNET的站点上发布广告，出售假冒软件或汇编软件或允许下载软件产品（有时需付费方可下载）。此形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形式不仅侵害了软件生产商的利益，而且也严重阻碍了互联网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因而，也需要严厉打击，无论是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还是ISP都难辞其咎。E指企业未经授权在其内部计算机系统上使用软件。这种使用可分为多种情况，有些会构成对软件厂商利益的侵犯。对此种侵权，日本著作权有“单位明知上侵权软件而在业务上将其用在计算机上内为侵权”的规定。（[9]转引自寿步：《论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问题》，《数字化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陈美章、刘江彬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版）我国可在适当的时候，借鉴日本的做法，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调整。目前似乎为时尚早。F指个人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这是本文所一直强调的，个人最终用户绝对免责，否则将严重打破权利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使知识的传播及创新受到很大障碍，伤及社会公共利益。
五、从可操做性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如果它过于超前，远离社会需求，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有相当距离的话，不仅公众不会自觉遵守它，而且有关国家机关和执法人员也会程度不同的抵制它（国家机关自己使用盗版软件的可不在少数啊！）在此情况下，法的实效会大打折扣。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与义务设置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法律效益。法律制度所保护权利人对其作品享有的独占性、排他性权益亦应小于社会为保护这一利益而作出的牺牲即付出的成本或“交易费用”。试想一下，若从法律上对最终用户使用盗版这一行为进行惩治，由于考虑当前盗版使用的广度，若权利人竭尽所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与技术来围剿盗版软件的购买者，或许可以掌握到大量的违法事实，从而起诉并得到赔偿，但这样做要花费无数的金钱和时间，这就是著作权人维护其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利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亦即这项制度带来的交易费用。而这种成本或交易费用极其巨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得到贯彻与实施的。再从反面想一下，即使其得到很好地贯彻与实施，其牺牲的利益与成本或“交易费用”也是远远大与其保护的利益。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来说也是一种明显的浪费，因而从法律效益上讲也是行不通的。而且如果制定了法律法规又不能有效实施，将使法律的严肃性大受嘲弄。
其实在打击盗版这一问题上，除了不延及最终用户之外，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首先应完善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体系，协调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加可操做性。我们还应长期不懈的持续宣传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在大众中树立强化法制观念。同时，应多个部门协调一致，培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加大打击力度。不能搞运动，而应常抓不懈。而丛软件开发商的角度讲，更应苦练内功，增强自身实力，努力提高产品性能、文档资料和售后服务的水平，并尽可能的降低正版软件的价格水平，增强竞争力。价格降下来，服务跟上去，长期坚持，相信正版的春天一定会来到。比如“金山”发动的“红色正版风暴”、 实达铭泰掀起的“I软件旋风”、 翰林汇的低价反击就在这方面做了有意的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开发商应该注重整个正版软件在市场中的份额，成立“软件联盟”，协调抵制盗版，以避免各自为阵，被盗版一一击败的惨状发生。
最后，我必须申明，我支持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但保护到何种程度要根据社会的现实确定；我支持打击盗版，但打击的对象要区别对待，打击的方法要细细考量。不要一相情愿盲目拔高对软件的保护程度，以至追究至最终用户。这样不仅在理论上有问题，在实践中更是困难重重。与其在最终用户的责任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把大力气花在如何开发高质低价的软件产品以及如何更好的打击盗版软件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上。我们大可相信，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渐发展起来，对软件的保护也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软件业的成熟而逐渐成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