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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港两地民商事判决的相互
承认与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毛德龙

一、引 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采何种态度对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的交往十分重要，但由于司法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法院的判决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对某个案件的认定，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自身管辖权的让渡，因此世界各国对此问题都十分谨慎。香港回归祖国后形成了一个国家不同法域的新局面，陆港两地政治上的趋同与经济上依赖的加深对两地传统的相互之间的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否还有必要保持原来的严苛的实体与程序的审查殊值反思。笔者之意正是想借本文介绍目前陆港两地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并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路来解开这个阻碍两地经济发展的一个法律症结。
二、现 状
（一）回归之前香港在承认和执行大陆民商判决问题上的做法。在香港回归之前，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司法协助几乎等同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而香港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主要是沿袭了英国的做法，具体到法律规定来说，依据有二，一是香港的《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条例》，该条例专门适用于某些特定管辖区域的高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而这些国家或地区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的成员或者是与香港订有相互执行判决协议的国家。二是在香港适用的普通法惯例，它规定的条件更为苛严，是适用于除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作出的判决。中国大陆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只能适用普通法的规则。但无论如何，一般说来，外国或外法域的民商事判决与若想在香港得到承认与执行，需具备以下条件：（1）该外国的判决须为终局判决；（2）必须是支付确定数目金钱的判决。而且这些金钱应当是补偿性的而不应是惩罚性的；（3）该外国的判决必须是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4）外国法院的判决须符合香港的公共政策和自然正义。由于在回归之前，香港隶属英国，与大陆分属不同的法系，法律制度迥然不同，相互之间的协调也并不十分畅通，在种种疑虑之下，香港对待大陆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采取了较为苛严的态度，大陆法院的判决若想在香港得到承认与执行须重新提起一个债务诉讼，香港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如果认为符合一定的条件，则作出一个与外国法院判决内容相同的判决，然后根据一般程序加以执行，这样从形式来看，香港法院不是执行的外国法院的判决而是本法院的判决。
(二)回归之后的尴尬。香港回归后，是否应沿袭原来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法律上与事实上的一些无法理顺的问题。首先，香港回归后同大陆属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奉行一个宪法，大陆法院与香港法院的判决理应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之下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因此是否还应沿用以前的对外国法院的判决的承认或执行的方法实值得商榷。其次，香港回归祖国后与大陆的联系，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司法协助显的尤为必要，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法域不同而造成当事人形式上赢得官司而事实上却无实益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不仅极大的损害了两地法院的权威，而且阻碍了两地人民之间的正常的贸易往来。其三，截止1997年5月14日，我国签订了23个含有民商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双边条约，对缔约各方法院作出的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都做了类似的原则性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已经对外国或外地区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在我国大陆的承认和执行问题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实体性以及程序性规则。而反观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不合作状况，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司法的沟通还不能达到我们与外国之间的司法信任的水平吗？
（三）大陆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判问题上的单边主义。相较香港而言，大陆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判问题上也采取了一种较为生硬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条款和司法解释。根据这些规定，除外国国家或地区与中国有条约或互惠协议之外，外国国家或地区的法院作出的判决若想得到我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须由该外国当事人直接向我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申请承认和执行，但无论如何，该外国法院的判决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该外国的判决须为生效判决；执行该外国判决裁定的依据只能是互惠；不存在一事两诉的情况；该外国法院须对该案件具有合法的管辖权；该外国的判决须符合我国的公共政策等。尽管我国与相当多的国家已经签订了司法协助的协议，但由于香港的特殊政治地位，相互之间的司法协助却显的有些滞后，尤其在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方面至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而香港法院的判决若想在大陆得到承认和执行也只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症 结
陆港两地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方面到底瓶颈何在？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1、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原因，香港对大陆的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与独立性有所疑虑。2、法律的巨大差异也使相互之间承认与执行判决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我国法律的大陆法系传统与香港法律的英国法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法律上的一些名词术语相互之间往往难以对应。3、大陆的一些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法律规定也令香港感到疑虑。例如，所谓的“既判力”问题，一般来说，必须是生效的判决裁定才能得到对方的承认与执行，但我国大陆的申诉制度，往往为外界难以理解，他们认为大陆的申诉制度对于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无疑是一种破坏，到底是否生效或者被推翻处于相当不确定的状态，这种制度给承认与执行大陆的判决注入了不确定因素。
四、对 策
陆港两地的司法协助问题已经引起了两地高层的关注，在香港回归以及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协助变的尤为迫切，陆港两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已经是大势所趋。笔者在此并不急于提出一个结论，而只是想提供两种新的思路以供决策者参考。
（一）美国区际私法的借鉴。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的国家，各个联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陆港两地的法律关系，但从美国立国以来，他们似乎几乎没有发生州与州之间得的关于相互之间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的激烈的冲突，究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比较好的处理了在我国视为非常棘手的区域司法协助的问题，以至于在美国州际的司法协助已经成为一种相互之间的义务，因而成功的美国模式应当值得我们的借鉴。所谓的美国模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美国宪法对各州之间的国际性进行了控制，宪法保证各州公民在他州法院享有与后者公民同等的条件，宪法还要求各州对他州法院作出的判决给予承认并赋予其效力。这一理论在美国被称之为“充分诚信条款”，他要求各州完全承认他州的法律及判决，因此，一州民事诉讼的判决中确认的权利，一般应在他州产生效力，而无须重新审查争议的实质。在历史上，这一规定曾经极大的影响了美国的法律统一，缓和了各州均有不同法律体系的客观矛盾。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充分诚信条款实际上是各州之间对于相互之间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达成了一个效力最高的契约，这个效力最高的契约被赋予了神圣的宪法的光环，美国立国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州与州之间的司法协助危机皆源于此。我国若能在宪法中对此问题进行规制，则所谓的陆港两地的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就迎刃而解。
（二）跨国民事诉讼规则的新思路。《跨国民事诉讼规则》最早由美国法学会发起，其后几乎汇集了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诉讼法学家参与其中，其目的在于制定一部审理跨国民商事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示范法典。对于国家间的民事司法协助当然是这部法典的规范重点，它规定了“承认本规则国家的法院，须对他国进行的诉讼程序提供司法协助，其他国家的法院可对他国进行的诉讼提供司法协助。”的原则，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则实际上对跨国的或者不同地区的司法协助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或者通则，如果将来陆港两地都愿意接受该法典的话，或者都加入有类似规定的公约的话，那么无疑在两地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谓恶意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恶意串通，利用调解规则骗取法院调解书，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是虚假诉讼结案的主要方式。按照恶意的主体双方的参与标准，可将恶意串通分成一方恶意串通与双方恶意串通，本文讨论的是指双方恶意串通。随着调解热的兴起与调解率考核的严格要求，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的自愿处分性和法院调解书的对世性，进行虚假诉讼。法院进行调解的风险性也日趋增加。

一、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法院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法院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法院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法院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法院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恶意调解的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1、民间借贷案件；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法院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法院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法院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其次，法院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法院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公平正义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法院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虚假调解书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