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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国础诉叶毓山著作权一案的复函

1990年1月22日，最高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9）川法民示字第8号“关于刘国础诉叶毓山著作权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歌乐山烈士群雕，是倡议单位聘请叶毓山个人创作并由叶亲自参加和指导下制作完成的。刘国础仅在参加群雕制作过程中提过一些建议，与叶毓山又没有合作创作的约定，不能认定是群雕的共同创作人。
（二）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会只评选雕塑作品，不评选环境沙盘模型。因此，群雕作为雕塑作品所获得的纪念铜牌，只能归其作者叶毓山享有。
（三）沙盘模型应由谁署名问题，与叶毓山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可告知原告，如有争议，应另行起诉。
以上意见供参考


　　修改后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在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其中第275条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该条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正式确立。但从法条的内容看，仅对该制度适用对象、法律效力及适用例外作原则性规定，由此引发其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适用主体

修改后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没有明确规定，建议通过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予以补充规定。从司法实践看，其适用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二是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有关组织或单位。三是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个人。

笔者认为，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单位以及个人都应是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

■适用程序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程序也未作规定。结合各地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该制度的适用应当包括以下程序:(1)法院在对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案件作出判决时，制作相应犯罪记录封存相关法律文书，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2)法院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达判决书的同时送达《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并将其送达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3)有关机关和单位在接收到《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后，应当根据档案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密封保存;有关个人在接收到《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书》后，应当对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诉讼文件及相关材料保密。(4)经过上述程序后，如果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未履行犯罪记录封存职责，未依法封存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适用范围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那么，被相对不起诉以及未成年人不起诉记录，是否也应当封存?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笔者认为也应当封存，因为被相对不起诉人与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罪犯相比，罪责相当甚至更轻，从其可塑性及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看，其不起诉记录应当封存。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被不起诉人通常被当做有罪之人看待，其记录如果不封存将会对其日后再社会化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被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法律冲突的解决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法律评价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刑事法律上的评价;二是民事、行政法律上的评价。就前者而言，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但是对于后者，相关民事、行政法律仍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例如，根据我国检察官法第11条、法官法第10条、人民警察法第26条规定，曾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检察官、法官、警察。律师法第7条规定，申请人受过刑事处罚的(过失犯罪除外)，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其他诸如会计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也都有相关从业限制的规定。如何协调及解决这些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是应当正视的问题，这需要在国家立法层面加以推动与解决。


(作者单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本文摘自《第十届全国检察长论坛·杭州会议论文汇编》)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