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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是普通大众幸福生活的基点，也是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证。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利益的衡量，婚姻关系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民众婚姻的幸福指数与稳定度处处面临着现实的考量，由此，人们的婚姻道路上充满了诸多未知。如何才能使得婚姻关系变得更为可控，“保证书”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进而被身处其间的当事人广泛运用，作为为民司法的审判机关，我们应通过研究其呈现出的时代特性，以此展开相关的法理思考，为审判实践注入活力。

　　【关键词】保证书；婚姻关系；考量；法理；效用

　　一、引言

　　俗话说：“个人是社会的细胞，整个社会都是我们单个个体的集合”，在这其中，男女异性之间婚姻关系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社会集合的关键部分，和谐美满的婚姻关系是整个社会安定有序的“稳定剂”。然而，婚姻毕竟不只是简简单单地两个人结合，幸福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维系，世间生活的百态无疑使得人们的婚姻道路上充满了太多的未知，婚姻的安全稳定系数遂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才能使得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更为可控，人们可谓是从各方去求证答案，这其中“保证书”当属首选，人们更愿意相信“一诺千金”，望藉此提高婚姻的幸福指数。可婚姻关系中毕竟掺杂着太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和利益因子，指着“保证书”这“一纸承诺”能有多大的保证呢？这样的“保证”在婚姻关系中发挥着多大的效用？其效力如何？现笔者结合自身辖区法院的婚姻案件审判实践情况，拟简要地对“保证书”的产生背景及其中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剖析，阐释其具体应用形态，藉此对由“保证书”所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探索，以期能对婚姻案件的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二、“保证书”之产生背景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GDP总额也跃居世界第二，这其中当然也与我们每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可是在社会转型期内，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具体到我们民事审判领域中的婚姻类案件，其由此产生了诸多新的动向，本是属于“二人世界”的婚姻关系也受到了现实的极大挑战，于是身处其间的婚姻当事人纷纷给自己的婚姻寻求“保证”，“保证书”在此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一）社会转型期内，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内的中国，许多问题还未能及时地消化随之又被新的矛盾所遮蔽，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并发症。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层面需求基本得以满足；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关注度略显不足，现阶段的社会价值观比较紊乱，有时人们会显得无所适从。具体到婚姻案件实践，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婚姻受到现实的诱惑增多，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当下的新思潮发生碰撞，婚姻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人们在心理上需要对婚姻进行保证。

　　（二）市场经济社会里，契约观念深入人心。诚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我们每个社会个体身边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市场经济的因子。市场经济相比较于计划经济而言，其以高度开放性著称，它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契约观念正逐步深入人心。婚姻的结合体作为小的社会集合，也越发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契约观念来考量现实的生活。正因为婚姻本不是一个人多能左右的，婚姻的当事人难免会对其进行着利益的衡量，婚姻的稳定系数随之降低，人们的婚姻幸福度也越发变得难以保证。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保证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更愿意相信对方的一纸“保证书”，望能给婚姻的幸福稳定增加砝码。

　　（三）人们的法治意识逐步觉醒，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一直非常重视法治建设，现已基本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之普法工作地积极开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法治意识逐步觉醒，在很大程度上能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婚姻关系中，相比较而言，妇女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我国关于妇女权益保障的机制逐步完善。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女性在面对婚姻问题时，较过去而言多了几份理性与智慧，在处理日常家务问题时，基本上会从法律的层面上考量，会充分地运用身边的法律资源维护自我权益。正所谓“口说无凭，立据为证”，“保证书”才得以在实践中大量地运用。

　　三、具体实践应用形态

　　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影响深厚，婚姻家庭中夫权地位依然强势，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积极主导的角色，女权相对处于劣势。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力度，女权得以解放，现逐步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由于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分工不同，妇女在心理上对婚姻有着诸多脆弱或隐忍的一面，在处理有关婚姻类问题时更愿意求得“保证”，实践中大多数“保证书”的签署多是由女方主动提及。现实生活中，由于时间段的不同，“保证书”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如下：

　　（一）仅限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知晓、无任何第三方介入情形下的“保证书”。一般而言，一些当事人由于对未来婚姻不确定性的担忧，往往会在办理法定的婚姻手续之前签署“保证书”，以此来增加婚姻的稳定系数，这时的“保证书”往往只是剧一般象征意义，其中约定的夫妻忠贞条款居多。在婚后的生活中，夫妻难免会产生矛盾，在出现危机时，囿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传统，当事人双方首选的解决途径当属私下协商，以达成“保证书”而重归于好的情况屡见不鲜。此时的“保证书”中会就夫妻相互之间的忠贞、家庭责任、孩子问题及惩罚措施进行约定，其中类似“净身出户”、“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并不鲜见，可能其中还会夹杂着有关财产权属的内容。

　　（二）有第三方介入情形下的“保证书”样态。

　　对于婚姻双方而言，在婚姻未出现危机时，夫妻双方能够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即使在产生矛盾的初级阶段，大多也是愿意私下寻求解决途径，直到万不得以时才会主动邀请第三方组织加以处理。但是，基于中国社会浓郁的乡土情结，人们这时在心理上更愿意先向诸如村委会、居委会、邻里亲朋及乡镇等有关民间调解组织与个人寻求帮助。鉴于“劝和不劝离”的文化传统，一般的婚姻危机在此种情况下都会得以化解，当事人的心结会得以敞开，会从长远出发，审慎地处理婚姻矛盾。因为在此阶段的矛盾一般都是双方私下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才会有民间组织介入，一般一方会对另一方产生不信任，故多数情况下其中一方会主动要求对方写下“保证书”，主要内容可能会涉及到夫妻双方的家庭义务及一方对自身过错行为的改正决心等，其保证内容多是就事论事，但是，多是具有象征性意义。

　　虽然多数情况下，婚姻危机双方都能在无公权力的介入下予以化解，但是，现实中的情况错综复杂，有些矛盾相当一部分当事人认为非得要找“公家评理”，自己才能信服。法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较其他解决纠纷方式明显的优势，因此承担了此项重任。我国有关民事法律规定，对婚姻类案件的处理要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法官一般都会先行调解，处理时非常审慎。组成一个家庭实属不易，家庭不仅仅是双方的责任，更是对社会的责任，有些当事人只是心生怨气，心里面横着“一道坎”，加之遇到了有关法律知识盲区，夫妻感情确未破裂，却固执地要坚持离婚。法官会对当事人释明法理，陈述利害关系，当事人会知晓其间的利与弊，此时，在法官的见证下，一方当事人书写的“保证书”会抚平对方的心理伤痕，也会促使对方反思自己的行为，其便以不伤和气的方式化解了婚姻危机。此种情形下的“保证书”多是一方给对方一次改过机会的书面见证，法官往往也会积极地调解促成当事人和好，此种方式当事人一般也乐于接受。

　　四、法理思考与探索

　　（一）“保证书”中若约定有诸如“净身出户”等财产权属及“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是否有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保证书”中的“净身出户”及“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一般多存在于当事人私下里签订的“保证书”中。

　　所谓“净身出户”是指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在婚姻双方决定离婚时，婚姻的一方要求另一方退出婚姻时不能得到任何共同财产。此类约定多见于男方入赘女方家中的情形。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由此可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上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是不是当事人约定的所有类似的条款均属无效？依据《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权属进行约定，但是其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看来，当事人一方在“保证书”中约定有“净身出户”的条款也并非全都为法律所禁止。若签署此类“保证书”时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夫妻双方对其所属财产的约定，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若书写该条款的当事人有证据证实其在做出该意思表示时有被胁迫等情形，依据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及公平原则，该条款亦属可撤销情形。在实践中，针对该保证条款一定要审慎地认定其具体内容，区分清真实的意思表示与不正当的胁迫等情形，以防一方当事人由此不当得利。

　　针对“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的保证条款，法律的态度很明确，此类约定概属无效。因为涉及到子女的探望权及子女与离异父母的关系属身份关系，当事人不能约定予以排除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依据《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由此可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双方婚姻的解除而不复存在，子女仍是其父母共同的子女；有关对子女的探望权，当事人不能人为地约定排除，法律明确规定除非一方探望子女不利于该子女身心健康的，只有法院有权依法判决中止其探望权。

　　（二）若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保证书”中约定的内容，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离婚，该“保证书”可否作为双方感情破裂的依据？法院可否据此判决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签署“保证书”等书面承诺，已经明确地表明双方的感情已经出现裂痕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些许的不信任因素，否则即不会签署此类“保证书”。当以契约形式维系的婚姻关系再次出现危机时，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当属破裂情形。因此，当一方违反“保证书”的约定时，应当作为婚姻破裂的重要依据，法院可据此判决双方离婚。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我国以感情破裂主义作为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实践中，除非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离婚，否则，法院判决当事人离婚必须以此为准据。婚姻当事人签署的“保证书”多是夫妻双方婚姻忠贞及夫妻义务与责任的书面宣誓，涉及道德或精神层面的居多，在当前婚姻案件的审理语境下，其充其量只能作为双方感情不合的一个参考。在具体审理中，法官应当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对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应准予离婚。当然，“保证书”中涉及到的有关权利与义务如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据民事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理应受法律保护，有关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一个合法有效的婚姻，不仅关涉婚姻的当事人双方，更是关乎社会的安定有序，每个婚姻家庭肩上都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值得注意地是，在涉及到有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子女亦是予以考量的重要方面。不能因为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着“保证书”就很草率地使一个家庭解体，否则，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可能会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三）为什么当事人更加信奉在法院主持下签署的“保证书”？其对我们法院的审判实践有何启示？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普通大众的乡土情结依然浓厚，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法院等公权力机关仍心存畏惧，认为到法院终归是件“不光彩的事”，有些地区的人甚至“谈法色变”。对于婚姻类案件而言，当事人通常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诉诸法院寻求解决途径，因为夫妻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他们相信法院会居中裁判，认为在法官的见证下签署的“保证书”会更有公信力。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正是抓住了对方的心理弱势，才以起诉离婚作为手段，目的是给对方在心理上造成震慑，以签署“保证书”使其切实履行自身的义务、维系婚姻的稳定，夫妻感情尚好、因一时赌气离婚的当事人多属此种情形。

论人大监督职能的加强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但就当前来看，我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人大常委自身监督机制尚有缺憾，监督工作面临体制障碍，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基于对此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监督职能

在我国主要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其中权力机关则是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

一、 人大监督概述

（一）人大监督的定义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身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新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本文所研究的人大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依法进行指导、审查、督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相应的审议批准、决定、罢免等职权的过程。监督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方面。
（二）人大监督的价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控制以期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和蔓延。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和纠正国家行为偏差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和提高国家决策效能的理想途径，是克服国家权力自毁基础的补救手段，是现代国家职能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职能。
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之一。从理论上讲，国家监督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广大人民是实施国家监督的根本主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就成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等国家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和规范。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统治者或者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变成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监督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基础。

二、人大监督弱化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行政,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监督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 。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就应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宪法监督程序不明确。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在实际中就套用了立法程序。这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合宪审查的主体一般通过“要求”或“建议”形式提出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是否受理、怎样具体审理及结论如何都没有具体规定，更谈不上透明度；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更是不明确。
2．宪法监督内容不够全面。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违宪不同于违法，违宪是国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宪。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只限于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对特定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宪法监督还从未实施过，这样一来，“一府两院”滥用权力和越权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违宪制裁。
3．宪法监督权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和特定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进行追究的制度，外国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制裁违宪立法和违宪行为的。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显然缺乏刚性效力。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人员问题。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多数委员年龄又偏高，人大常委会被看成是“安排老干部的场所”，这“一低一高”现象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力度的发挥。
2．自身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常委会的履职监督不够，使得人大常委会委员缺乏责任意识，履职热情不高，工作消极，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是党政领导体制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一是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二是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能侧重上有所区别。我国人大处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之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人大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种权力中，决策权是核心，执政党掌握这一权力，事实上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导权。
从职权侧重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政治体制现状是党委行使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由于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 “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四）人大监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多数人认为，人大监督不力的问题重心在于制度设计。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使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人大监督，难以发挥巨大的政治思想导向、政治评价等功能,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监督权威的形成和树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监督的理性认识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种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从被监督者来说，一些被监督者还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在行为上有时还规避人大监督。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过是“走走形式”；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闲着没事找岔子”，对人大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大让其汇报工作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不参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畏难情绪较重，有的代表还存在“党委不点头，不能监督；政府不高兴,不敢监督；遇到疑难问题，不会监督”的现象；有的代表抱着做“好好人”的态度，怕认真监督搞僵了关系，怕得罪人；有的代表怕越权、怕麻烦，往往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从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方面考虑少。

三、加强人大监督职能之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1．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机关。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上看是适宜的，但是实践上难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务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其人员成分多样、素质层次不一，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对专业化和技术性的要求。